如同历史的进程，一批私营企业和个体户被“误杀”，但更多的却是在兴起：

张茵举家迁居深圳，开始新的生活；梁亮胜则带着太太，前往香港，住进只有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

左宗申出师不利，极为落魄，听老婆建议后才接触到摩托车；

3分之差未能考上大学的李书福开了照相馆，至于汽车，他摸都还未摸过；

15岁的王均瑶，跟着师傅走南闯北“讨生活”；

第6届萨格勒布体操世界杯赛，李宁独得6块金牌，第一个体育明星就此诞生；

高德康的服装小厂，正式成为上海一家国营服装厂的联营单位。

除夕，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用一组画面展示各地过节的气氛：首都北京长安街旁所有建筑物彩灯闪耀；花城广州已有春天的气息，每年一度的迎春花市上，市民们在除夕夜走上街头，购买鲜花点缀居室；冰城哈尔滨，第三届冰灯艺术节中，冰灯的数量和规模远远多于从前。

人民大会堂内，正举行由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主持的首都各界新春团拜会，每个人面前仅有清茶一杯――从1981年开始，团拜会只提供清茶。而在广西贵港的一个农村，年夜饭的丰盛给七岁的徐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长大后当上报社记者的徐强在《那年春节，大块吃肉》一文中回忆：我兴奋地发现餐桌上居然有四道肉菜。它们真实地摆在桌子上，一块一块地，向我发出诱惑的光芒。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热气腾腾、油水横溢的“柔韧的物质”。直到现在，我仍然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当年大块吃肉的那一种畅快淋漓、奇妙无比的感觉。在那个时代，商品种类、数目的多少，成为经济是否繁荣的一个重要指标。餐桌上的四道肉菜，恰恰成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微小缩影。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到第四年，国民经济总量却比开放之前增加了近一倍。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楼以三天一层的速度搭建。到3月底，深圳特区招商引资600多项，总投资额达到22亿港币。似乎中国经济的开场白，足以令国人增添几分乐观的情绪。全国到处都是一片祥和的氛围。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经济整风的暴风雨毫无征兆的悄然开始。

暴风雨的风眼在地处东南的温州。围绕着这个风眼，政策的风暴席卷过多次，这只是其中的一次。因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没有一种模式，能像温州模式，备受过多关注；也没有一种模式，能像温州模式，遭受太多责难。或许，今天我们能看到温州人的富裕，却容易忘记当初创业者的艰辛、勇气和温州干部曾经承担的风险。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之路，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这条路上，没有路标，只有眼力；覆满荆棘，却布满坚韧的足迹。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路线，温州人从土地中走出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自谋出路解决温饱。他们走南闯北，“千辛万苦来创业、千方百计搞经营、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他们从事投资少、成本低、技术要求不高的再生加工和小商品生产。形成以家庭生产为单位、以专业市场为纽带、以购销员为骨干的经济格局，被外界评论为“温州模式”，让体制僵化的国营企业头疼不已。乐清县的一个登山鞋厂，把生产搞得轰轰烈烈，算是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