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鞋厂前身是乐清县皮革厂，生产猪皮鞋。文革内乱，厂处于破产状态。后来，二轻系统组织厂长、供销员共100余人，到全国寻找生产业务，到外贸单位要来材料。鞋厂没有足够的资金，有人想出个办法，把专业户组织起来，生产工具由农民自备。登山鞋厂由死到生。与此同时，乐清其他私营经济也开展的如火如荼。传言由此流传，“香港九龙，台湾基隆，乐清里隆……从诸暨到新昌筑造一条万里长城，挡住南风往北吹”。

1982年之前的几年，从中央部门到省委，不断派人到乐清了解工作情况。当时温州市委办公室办有一份刊物，叫《温州工作通讯》，上面登了省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报送的一份材料，毫不避忌地写着“乐清存在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好多问题”。

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对一些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紧急措施的指示。中央书记处于同日上午召开会议，决定派数名中央部门的领导人立即去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省，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活动。当中央决定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时候，浙江省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则将乐清划为工作中心。

４月，浙江省委派省委常委、省委有关部门等十多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来整治乐清。工作组来之前，在思维上已经先入为主，此行的目的是证明乐清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争论的焦点便是登山鞋厂。乐清县委干部认定乐清作法符合改革精神，在讨论“登山鞋厂”上，与省委工作组争论得异常激烈，双方拍桌子互相指责。省委指责县委“搞资本主义”，县委反击省委“是教条主义”。最后，省委工作组定性说，“乐清主要领导方向错了，路线没把好”。向省委汇报的结论是，乐清领导班子，存在“对乐清和对自己工作不清醒，对工作组不支持、不合作，对一些案件处理优柔寡断，县委内部不团结”。6月12日，省委下发文件，免去乐清县委书记孙宝经、县长林克己、副书记何元赞职务。五年后，“登山鞋厂”事件当事人最终平反。

“登山鞋厂”事件是杀气腾腾的1982年，沉重的一个榜样。前年那封“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的信，只是个危险的信号。这年，任仲夷再一次面临着仕途的考验。

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讨论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任仲夷被通知到北京汇报贯彻情况，按要求作了平生唯一一份检讨，还收到附在反走私红头文件后面的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3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会议纪要。3月8日，根据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需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4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13日，全国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尖锐指出：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远比1952年“三反”时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