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岳（Victor Yuan）：　　

我印象很深刻的教授有几个。一是本科时南京大学的周元伯教授，他长得很胖，是个有名的律师。他特别关心学生。二是读法律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绪三教授，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早年的博士生。他讲的中文里带有一些日文语法，有点儿让人听不懂。但他记忆力特别好。上课时，他经常会引用说，某某说过的什么话在书的第几页。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三是北京大学的龚祥瑞教授。他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但接触过的普通中国人特别多。他和年轻人一样，永远追求新东西。还有，北大社会学系的袁方教授、王思斌教授、哈佛的Anthony Saich教授等。他们教授我知识，也教我做人，我非常尊敬他们。　　

普通家长对教授和老师也很尊重。在普通民众尊重的职业中，教授和老师排在前三位，特别是，如果是名校的教授，更会受到尊重。名教授，以前都是理工科的教授最出名，如华罗庚和陈景润等。现在是经济学方面的教授最出名。　　教授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大。有的教授讲一小时，收入2万元，有的每个月才挣1 000元。教授的平均收入在社会上属中等偏上。如果教授善于运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则很容易跨入高收入者行列。在北京市地税局监控的高收入人群中，有一个群体就是教授。　　在中国大学中，师生关系较美国更密切。在美国大学里，师生之间有点儿工作层面的关系，私人之间不是特别亲密。但是中国的教授会把学生看作孩子，邀请去家里吃饭。有时会严厉地批评，就像批评晚辈一样。“一朝为师，终生为父”。中国的师生关系是生活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紧密型社会关系。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想到的第一个教授是教我中文的教授，姓余。她是我读乔治城大学时中文系一年级的教授。在她身上反映了你所说的中国那种紧密的师生关系。除了上课，她还会格外关心你的学习情况。那时，我从头开始学习中文，她特别耐心地强调四声和文法。如果你出错了，她会让你重复，直到你说对为止，非常耐心。有时，她会打电话到家里，问你有没有做完功课。第二个教授是我读研究生时的Barbara Jordan教授。她在得州大学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讲公共伦理课。她来自休斯顿，曾任国会众议员三个任期。她被认为是美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最有道德权威、最正直的政治家之一。这是所有美国人都认同的。她教我为美国人民服务应该是一种什么态度，应该是什么精神。做一个教授，社会地位很高，但收入属于中等。一般年收入是30 000～50 000美元的水平。美国的师生关系一般是非正式的、非密切的。中国学生会很尊重地称呼“王教授”、“张教授”。但在美国，学生经常直呼教授的名字，特别是到了研究生阶段。　　

袁岳（Victor Yuan）：　　

是的，在哈佛时，对Anthony Saich教授，我们就叫他Tony。龚祥瑞教授受过很好的英国教育，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前面称呼是“袁岳兄”，落款是“祥瑞”。我简直吃惊，过了很久都不能习惯。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我离开学校后，还与教授保持联系。有时我尊称他们为“某教授”。他们会说，“你怎么这么客气，还是应该叫我的名字。”在美国，教授和学生之间更像同事，而且他们欢迎学生提问题，提出不同观点。只要这个学生能用事实和逻辑支持自己的论点就可以，而不在于结果的对错。这种灵活、非正式的关系是美国师生关系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