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在每一个国家，疾病都必须竭尽一切可用的手段以及在它最猖獗的地方（在低收入群体当中）予以还击。作为现代交通运输手段的结果，世界已经变得非常之小，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全国范围内、而且要在国际范围内来思考和计划。在健康事务上，如果忽视了全人类的团结，就一定会受到惩罚。今天，尽管医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全世界依然有10亿人（主要在亚洲和非洲），其生活中的卫生条件，比西方世界在其整个历史上所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情况还要糟糕。因此，我们的问题决没有得到解决。它不仅需要医学的手段，而且还需要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措施。所以说，公共卫生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

本章还必须讨论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疾病的经济后果。

疾病不仅制造了痛苦，而且还造成了经济损失。病人不能工作，因此损失了他的工资。疾病经常永久性地或长时间地使人残废。他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法就业，结果可能是，整个家庭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迅速下降。因此，疾病导致贫困，反过来，贫困又导致更多的疾病。然而，疾病的经济危害，已经超过了病人自己和他的直系亲属，进入了作为整体的社会，因为后者被剥夺了患病公民的劳动力 永久性的或临时的。此外，每个国家都有成千上万的个人毫无必要地过早死于那些原本可防或可治的疾病。每一个这样早死的病例，对国家来说都是一笔资本损失。因此，疾病通过毁灭劳动力及个人和群体的谋生手段，从而直接妨碍了社会生活。当社会不得不提供经费来治疗病患者的时候，损失便变本加厉。很大比例的救济款被用来养活那些由于疾病而陷入贫困的人。

很多病可防，还有很多病可治。但预防和治疗都要花钱。社会必须为医生、公共卫生官员、牙医、护士及其他医务人员提供生计。所有这些人都必须在花费昂贵的机构中接受训练，大笔的钱被用于研究，以便增加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的知识。在医学治疗的各个方面，医院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的费用也有了相当可观的增长。最后，医疗用品 比如药物和器械 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长。

有的医学治疗，可以通过公共经费或慈善基金来获得，但其中大多数都必须由个人来购买，而在这个时候，他们通常因为生病而囊中羞涩、捉襟见肘。生病的风险，尽管对个人来说是无法预知的，但对更大规模的群体来说却可以准确地估计。为了在很多人当中分散风险，也为了共享他们的资源，自愿保险的原则得以应用，从医学同业公会的互惠基金，到消费者的健康合作社。工薪劳动者的强制健康保险在1883年被引入德国，之后被引入到很多其他的西方国家。1864年，医学治疗在俄国的乡村地区成了一项通过税收筹集经费的公共服务，苏联把所有的医学服务都“社会化”了。

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到疾病所导致的经济损失究竟有多么巨大，直到某些社群或国家的数字变得可以利用，情况才有所改观。1873年，在一项开拓性的研究中，马克斯?冯?佩腾科弗着手估算，健康对他的家乡慕尼黑市来说究竟有多大价值。那年头慕尼黑的人口有17万，一般死亡率高达33 。换句话说，这座城市每年有5，610死亡。佩腾科弗有充分的证据声称：平均每人每年生病的天数是20天，这样一来全城人口总的时间损失高达3，400，000天。估计由误工和医疗费用所导致的金钱损失是平均每天1个弗罗林 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 很显然，全城居民每年由于疾病所导致的损失高达3，400，000弗罗林，这在那年头是一笔巨大的金额。疾病对人民的劳动时间征收了5%的费用。即使不考虑早死所导致的资本损失，这些数字也令人印象深刻。

佩腾科弗接下来计算了如果慕尼黑城能够成功地把它的死亡率从33减少到22的话（当时伦敦的死亡率是22），能够为它挽回多少损失。他向我们显示，那样每年将会省下1，870条人命，63，580例疾病，以及1，271，600天的工作时间。这意味着帮慕尼黑人民省下1，271，600弗罗林。以5%的比例资本化，这样一笔数额代表了25，432，000弗罗林。慕尼黑的财富因此会大有增长，这仅仅是改善卫生条件的一个结果。

60年之后，在美国，医疗费用委员会发现，1929年美国为医学治疗共花掉了36亿美元，分类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