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照顾社群中的病人和穷人成了基督徒的责任。通过施洗的仪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大家庭中的一员，有一个孩子在他的家里所拥有的所有责任和权利。这个大家庭包括整个社会，从那以后，社会便担负起了照顾其患病成员的义务。

病人的社会地位因此变得从根本上不同于从前。他取得了一个优惠的位置，从那时到现在，这个位置一直是他的。在基督纪元之初，对病人的照顾就是在社群的基础上组织的，一直延续了许多个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动机也在不断改变：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这个动机是基督徒的仁慈，在18和19世纪，它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人道主义的。今天，我们照顾贫穷的病人，既是因为实际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认识到：社会因为有生病的成员而受到了严重的妨碍，患病的群体对全体人口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在基督纪元之前盛行的社会对病人的态度，从未被完全克服。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传染病常常被认为是上帝强加给人类的天惩。直到非常晚近，依然有人认为性病是非常恰当的惩罚，因为它们就显现在人们用来犯罪的器官上。有的患者认为自己的痛苦并非罪有应得，他们义愤填膺的感觉，也表达了生病是报应这个古老的观点。

由于其优惠的地位，病人发现自己被免除了很多责任。生病的孩子自动被允许不去上学，生病的成人用不着去上班，他还被免除了很多义务，而这些义务，社会理所当然有权要求它的健康成员去履行。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有限责任的观念是如何使法律程序发生了彻底的变革。

病人的优惠地位变得越显著，逃避生存斗争、躲到疾病中寻求庇护的倾向就越明显。这就是那种通常被称作“歇斯底里”的疾病的深层原因，正如尤金?布鲁勒曾经指出的那样。患歇斯底里的个体，在没有明显的器质性损伤的情况下，突然变聋、变瞎或变瘸，从而逃避了令人不快的现实。歇斯底里是这样一种疾病：任何正常人都不会把它作为一种逃避机制来加以利用。在某种程度上，装病也是如此。任何通过假装、制造或拖延疾病的人，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获得社会给予给病人的优惠地位，但他并不是以病理状况为基础。装病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心理机制，至少在正常的环境下不是。

疾病 各种形式的疾病 总是会影响个人的社会生活。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疾病的一般社会后果；现在，我们必须简略地考量一下：某些特殊的疾病对病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什么影响。

说到疾病对患者生活的影响，后果最可怕的莫过于麻风病。这是一种长期的折磨，其发展非常缓慢，患这种病的人通常要跟它一起生活几十年，最后才死去。麻风病的传染性并不是很强，比肺结核要小得多，仅就它的传染性而言，并不能解释社会对它的敌视为什么如此强烈。必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这样一个事实：这种疾病以一种令人恐怖的方式严重残害受害者的身体：逐块逐块地溃烂，加上坏疽部位散发出来的恶臭，使得晚期的麻风病患者呈现出可怕的景象。社会一直非常强烈地反对病人抛头露面。结核患者那瘦弱的身躯只会引发怜悯感，而皮肤病则被认为是令人作呕的。相对无害的皮肤病可以让一个人无法就业，仅仅是粉刺就足以给一个年轻姑娘的社交生活带来不良影响。皮肤病向所有人透露：此人身体有病，而远为严重得多的身体状况，却依然不被那些只注重表面的观察者所知。就麻风病来说，一个令人恼火的因素是：谁都知道它无可救药。

麻风病是一种热带病，至今在热带地区依然流行。它在中世纪初期侵入西欧，在穷人当中尤其盛行，在14世纪达到顶峰，此后急剧下降。接下来，这种疾病逐渐在欧洲绝迹，只有大陆的东欧和北欧少数几个地方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