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骑士的疾病，是维纳斯的飞镖所导致的创伤，却由墨丘利来治愈（译者注：这是一句双关语，维纳斯和墨丘利都是罗马神话中的神，墨丘利和汞是同一个单词）。人们拿它开玩笑，编写关于它的小曲。

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种新的对梅毒的态度在18世纪就有所发展，在19世纪成为主流姿态。中产阶级从一开始就谴责性行为上的放荡，强调家庭的圣洁。中产阶级的成员都要求美德，或者至少是装出美德的样子。通过采取这样一种姿态，中产阶级声称，他们比贵族更优秀，因此有资格掌握权力。但是，中产阶级还试图补救那套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构建起来的冷酷无情的经济制度。

性病通常是在婚外性行为中获得的。因此，受害人被打上了淫乱的标记，成为一个破坏规则的人。他丢人现眼，名誉扫地，他的家人深感耻辱。梅毒和淋病不是普通疾病。它们是可耻的疾病，令人羞于启齿，在品德良好的社会肯定没人愿意提及它们。年轻人在一次放纵之后发现自己染上了此类疾病，倘若他没有钱去寻求恰当的医学治疗，他宁愿去找江湖郎中，也不愿寻求父辈的帮助。传统习俗不允许在结婚前询问一个年轻人的健康，很多年轻女人在蜜月期间被她们淋病发作的丈夫所传染。

在宗教圈子里，性病是对罪孽的适当惩罚的观点被广泛接受。1826年，教皇利奥十二世下令禁止避孕套的使用，因为它公然违抗上帝的意图，即：通过打击他们用来犯罪的器官来惩罚罪人。即使到了20世纪初，依然有教会人士对欧利希发明洒尔沸散（译者注：即胂凡纳明，亦称六·六，为治疗梅毒的特效药）深感不安。

在此类观点盛行的地方，性病患者在社会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这个位置使得抗击这些疾病的医学变得极其困难。那些清教传统非常强大的中产阶级国家，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没有完全克服这种态度，我们可以在美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结果，它们的性病发病率远远高于那些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更健康的态度的国家。

新的态度是从一种不断增长的社会意识中发展出来的。性病被认为是一种威胁，它不仅威胁到个人，而且威胁到整个社会；它是一种瘟疫，同时侵害个人和整个民族的生命活力。它不加区别地袭击“有罪者和无辜者” 在美国，每年有60，000个孩子携带着先天性梅毒来到这个世界。在很多国家，全社会都开始关注这一威胁，并要求动用政府的权力予以保护：丹麦、苏联和德国都制定了旨在消灭性病的严格法律。治疗是免费的，但是强制性的，任何逃避治疗的行为都是犯法，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罪行更大的的是那些通过传染他人而传播这种疾病的人：根据德国1927年的法律，这样的人可以被判处3年监禁。在所有持这种态度的国家，性病迅速消失。这是否会像很多人担心的那样，影响人民的道德呢？答案是明显的：当一个民族达到了很高程度的社会意识、并强烈认识到其社会责任的时候，它就不需要疾病来帮助它保护其人民的道德。

麻风病几乎从温带地区的西方国家消失了。性病也正从社会先进的国家迅速撤退，在不远的将来，肺结核也必将成为过去。影响肺结核发病率的有三个因素：罗伯特?科赫在1882年发现的结核杆菌，个人的遗传素质，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过的那样，在过去50年的时间里，肺结核发病率的降低相当可观，毋庸置疑，这主要是社会环境改善的结果。

肺结核对患病者生活的影响，取决于不同的因素。它不是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疾病（像麻风病那样），也没有任何道德谴责被加诸它的身上（像性病那样）。跟其他任何病人比起来，肺结核患者都更加被认为是一个悲剧角色，特别是当一个年富力强的青壮年罹患此病的时候。它本质上是一种慢性病，通常发展缓慢。患者的智力依然完好无损，甚至多半因为体温的略有上升而得到了激发。性欲也受到了刺激，要么是由于体温，要么是由于疾病所导致的某种我们尚不知道的化学因素。即使当他们形容枯槁、咳嗽不止、眼看着离死期不远的时候，肺结核患者也还是满怀希望，在谋划着他们未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