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和日本有关公司最近在中国外资企业的管理层做了一个心理实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企业正在开会，这个会议对企业来说生死攸关。这时有人通知你，你的父亲要死了，你是否回去？日本人绝大多数是不回去，而中国人绝大多数回答是回去。后来又提出了如下的问题：这个会议对企业来说生死攸关，这时一个曾经在你人生道路上给你很大照顾的人要死了，你是否回去？日本人绝大多数说回去，而中国人绝大多数说不回去。

这种中日间心理构造和处事方式的不同，是与中、日之间的集团性的不同有深刻的联系。日本的集团构成，用社会学家中根千枝的话来说，是一种"纵式社会"，是严格的上下主从关系，这种上下主从关系多层次地重叠而构成整个社会阶层的结构。在传统的日本集团结构中，一个人进入日本集团后，要想达到一定的阶层，只有通过自己的顶头上司的青睐与提拔才可能实现。一个人所谓的"立身出世"，不能靠个人能力实现，往往也不能靠父亲的权力和财富实现，个人所必须通过的是"照顾"和提拔"自己"的"顶头上司"，所谓"横空出世"是不可能的。"照顾"过自己，也就是提拔过自己的人，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日本人在上述的"受其照顾的人要死去"的心理实验中必须选择回去。

而在中国的集团构造中，上下前后的序列关系是有弹性、有限界的。在传统的中国集团中，"长幼之序"或者一定社会地位的顺序虽然作为一种明确的礼节被遵守，但由于个人的实力和功绩，这种序列是可以变化的。比如说，中国古代从隋朝开始有科举制，它允许有实力的才俊突破严整的序列脱颖而出，尽管科举制有种种弊病，但长期以来，它对中国优秀文化的发扬与继承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它尊重个人能力和自由竞争的精神也与现代的民主精神接近，可以说欧美近代的官吏任用的考试制度，就是中国科举制的导入，至少可以说受到科举制的刺激和影响。在中国，所谓"立身出世"靠个人能力的成分要比靠"提拔自己"的人的成分大得多，因此也就不需要对所谓"照顾自己的人"表示抵死的忠诚了。

日本虽然在古代大量吸收中国文化，但却偏偏没有吸收科举制。近代，日本不是从中国，而是从西方吸收了近代的考试制度。但在许多方面，仍可以说是遗风犹存。比如说日本的大学院(研究生院)考试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首先，日本的大学院不能单凭几张试卷录取学生，要有"面试"，而"面试"是对学生的学识、举止，对师长的尊重程度等多方面的考察，试卷再好的人，也会由于"傲慢""无礼"等举止落选，而中国的相当于日本大学院考试的研究生考试，大多数仅凭几张试卷和论文录取，在许多场合，师生根本不相识。第二，日本有研究生制度（不同于中国的研究生，而是进入硕士课程或博士课程前的准备阶段），就是在大学院入学之前，可做两年研究生，这与其说是学问上的履修，不如说是导师与学生间互相习惯的过程，更不如说是考验学生进入集团的态度是否符合标准。没通过研究生阶段直接进入大学院的比例很低。中国没有日本式的研究生制度。在日本，当你具备基本学识后，你的前途就几乎完全取决于有没有具有实力的"照顾你的人"了。

在远渡重洋、萤囊映雪的留学生活中，你也许必须走过学术个性与日本集团特性的悖论中若隐若现的怪圈，尽管这是一个悲哀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