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在十多年前，初到日本的时候，我和一位日本学者谈起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他曾说：当时中国人到日本学习，大都是为了透过日本看欧美，很少有人想研究日本本身，日本只是被当作窗口利用。类似的说法，后来也不止一次听到其他日本学者说过。他们的话里话外似乎都不无一点抱怨，但确实道出了一部分实情。

这有很多例子可以举出。如张之洞1898年撰写的《劝学篇》，在"外篇·游学第二"章里就说到："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为什么呢？除了东洋路近省钱、东洋文容易习得之外，张之洞还提出了一条重要理由："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也就是说，东洋日本是学习西洋学问的一条捷径。张之洞是清末著名的洋务派领袖人物，尤其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位高权重，言行皆影响朝政，20世纪初中国大批青年留学日本，当然与张之洞的主张不无关系。

不仅是张之洞之类的在朝权臣，在野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有类似的思路。1898年梁氏流亡到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了大量介绍卢梭、培根、达尔文、亚当o斯密等西方思想家以及西方社会、文化制度的文章，相当多的文献依据来自日文译本。同样的思路一直延续到后来的青年留学生。如众所知，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之后，和其弟周作人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1909年），收录作品十六篇，分别选自英、美、法、俄罗斯、波兰、捷克、芬兰等国，却没有选入一篇日本小说，似乎也可以说是"取径东洋学西洋"的结果。

"取径东洋学西洋"是20世纪前半期的时代风潮，也是这一时期中日文化o文学交流史的一个特点。最近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日本这个"窗口"或曰"中转站"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作用，从理论的跨文化旅行角度，考察西方的理论、概念经过日语转到中文世界时所发生的种种变异，提出许多颇具创见和洞见的观点。在这样的学术视野里，"窗口"呈现出特殊的意义。西学东渐，经过日本的中转，还是没有经过这个中转，其曲折和复杂的程度是不同的。日本这个"窗口"，不是连通西学的透明通道，它有它的视野框架，受制于日本的历史语境和时代风潮。在日本"已删节而酌改"（前引张之洞语）的西学怎样被中国人理解、吸纳和改造，在中文世界中产生了怎样的意义，无疑是比较文化与文学研究的诱人课题。

但我还要特别说明，其实，无论是梁启超一代，还是鲁迅一代，都没有仅仅把日本当作"窗口"，都没有忽略对日本本身的研究。特别是鲁迅，在他的评述、译介外国文化和文学的著述中，日本占了很大比重。并且，由于他留学日本而不拘囿于日本，放眼世界，广泛汲取各国文化，然后返观日本，也就有了不同寻常的眼光。鲁迅选择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以及他所做的评断，之所以精慎而独到，原因盖出于此。20世纪后期，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又一次涌现留学日本的浪潮。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现在当然不会有人把日本作为学习西学的一条简捷途径了，但令人担忧的问题也潜藏在这里，特别是对专门学习、研究日本文化的人来说，会不会因此而过于专注日本本身，忘记了抬头瞩望广阔的世界？为了避免陷入这一误区，把日本文化和文学放在世界格局中，从多元的文化视点去考察、分析，应该成为我们的自觉意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才在这里旧事重提，谈论当年日本作为西学东渐的"窗口"的意义。

（2002年，鲁迅先生留学日本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