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00年是中译日本散文丰收的一年，应该不是夸大其词。仅在我的手边，就有好几种：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川端康成十卷集》第10卷《文学自传·哀愁》，中国文联出版社版《谷崎润一郎作品集》收录的《饶舌录》、《三岛由纪夫作品集》收录的《太阳与铁》、《残酷之美》，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除了大江的随笔是首次翻译成中文之外，其他几本收录的作品，则既有首次选入的，也有中国读者早已熟悉的名篇。如谷崎的《阴翳礼赞》、川端的《日本的美与我》（又译《我在美丽的日本》）。

2000年出版的中译日本散文，其实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者近20年来工作成果的一个侧面表现，但一个困惑也随之而来。20世纪的日本散文作家多如繁星，作品汗牛充栋，为什么近20年来中文翻译主要集中在以上几位作家，特别是谷崎、川端、三岛身上？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译介和接受日本散文甚或包括日本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选择标准和接受趣味？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几位作家，特别是谷崎和川端，都特别喜欢反复申说"日本之美"。而所谓"日本之美"是什么呢？他们偶尔也归纳出几条说明，但更多的，则是通过具体的画面或含蓄的隐喻来表达。如川端在《日本美的展开》等文章里对四季风物的纤细感受和深刻感念，谷崎在《阴翳礼赞》中对光影幽明转换的描述，都在向读者暗示，这种清寂、幽玄的意境，朦胧中的淡淡忧伤，就是日本美的核心。

中译日本散文无论篇目的选择还是评介性文字，大都认同川端和谷崎的审美标准，都比较推崇所谓独特的日本情调。川端康成身着和服、弱不禁风、凝神谛视的肖像照，也备受出版者的青睐，但谷崎和川端们为什么如此耽迷于日本独特的美，却很少被认真地追问。一般的译介文字也都写到川端、谷崎最初对西方文艺的热衷，但在把他们的文学成就归结到回归日本传统之后，同样也忽略了追问促使他们回归传统的历史原因。谷崎和川端明显脱离他们曾经醉心的恶魔主义、新感觉主义而向日本传统倾斜，大都发生在20世纪的20年代后期；表现日本之美的代表作《阴翳礼赞》和《雪国》，则完成于30年代。这正是日本学习西方、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之后暴露出严重问题的时期，反省、抵抗和"超克"西洋型的现代，一时成了知识界的风潮。在这样的背景下，谷崎、川端们重新检点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发掘和发扬日本传统的美，在审美层面上自然不无意义，但也很容易暗合甚至助长当时日本已经空前膨胀了的民族主义思潮，这同样是不应该忽视的。至于到了60年代，川端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发表的那篇著名讲演，虽然谈论的是风花雪月、禅意诗情，事实上由此塑造出来的"美丽的日本"，却和日本社会在经济高度增长之后重塑自我形象的企望和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在冷战的格局中把昔日敌人纳入同盟之后所需要的日本形象，潜在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呼应。

日本的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面对日本的现实，背负着侵略战争的历史污垢，"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我在暧昧的日本》）但中国的译介者却绝少发出如此犀利的批评。我这样说，主要是出自于一种自省。

为什么我们会脱离历史语境，扩散和消费谷崎、川端们塑造的幻美的日本意象，仔细考虑，其实也不无原由。"文革"以后，长期闭锁的国门打开，我们要面向世界开放，不能不改变四处皆敌的意识。现实的需要就遮蔽了历史的现实；而经过了长期的阶级斗争风浪之后，人们希望远离意识形态，异域的幻美意象便突然产生了空前魅力。可以说，近20年来我们对日本散文、日本文学接受的非历史化，恰恰是我们所置身的历史境遇决定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在接受异域文学时就应该多一分警醒，既关注异域文学产生的本土语境，也不忘反躬自省，注意作为移译和接受者自身的历史限制。

回到本文的话题，就文学谱系而言，《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属于和川端、谷崎散文对立的一极，它的出版，无疑会改变中译日本散文的既有格局，特别是《随笔集》中犀利批判日本社会的文字，已经在中国引起了相当的共鸣。但同样值得担心的是，大江散文严肃的批判，会不会只变成一种文化消费，满足甚至助长了我们的盲目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