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应该是一个周末的傍晚，我在书店里随意地边走边看，《奥地利画家希夫画传》封面上方那行像广告又像标题的大字："老上海浮世绘"，明显带着炒卖"老上海"的味道，让我几乎望而却步，但传主希夫的犹太人身份吸引了我，使我想到日本学者大桥毅彦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发表，我不能马上确定这位希夫是不是大桥提到的那位在上海生活过的犹太画家，便决定把《画传》买回去读。

回到家里，找出大桥毅彦先生的论文稿，我立刻清楚了这本《画传》的传主：弗里德里希o希夫并不是他所说的那位犹太人画家布洛赫，但这没有影响我阅读《画传》的兴趣。而希夫的经历确实也是很吸引人的，他1908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艺术家庭，自己也在艺术学院学习过版画和造型艺术；来上海之前，希夫曾为报纸作过画，但肯定说不上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成就，1930年到上海后，他的艺术才能才得到充分发挥，甚至成为中外文媒体宠爱的画家，据传记作者卡明斯基说，当时的"中国报纸为了得到他的漫画和封面设计而争得不可开交"。（《画传》第21页）而上海这座城市的风物人情，自然成为希夫绘画的基本素材，其中，他描绘的夜总会里的摩登女郎最具特色，且自成一个系列，在当时即被称为"希夫姑娘"。旧中国的上海，曾被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希夫应该算是艺术冒险的成功者之一。

希夫在上海居住了17个年头，1947年离开上海后，他先去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来回到故乡维也纳并在那里终老，他的绘画留下了这些地方的风景，但中国特别是上海，一直是激发他想象和灵感的重要所在，他去世前创作的最后一组水墨画仍然以中国为主题，即是证明。就此而言，中国的出版者在出版这本《奥地利画家希夫画传》中文版的时候，特别冠上"老上海浮世绘"这样一个标题，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

就《画传》的纸页篇幅说，卡明斯基撰写的希夫生平仅占三分之一，希夫的各种画作则占了三分之二，其中相当一部分画的素材取自上海。翻阅这些画作，常常会引起各种联想，新感觉派的小说，邵洵美的诗，等等。而《希夫画传》所以让我想到另外一位犹太画家布洛赫，也不是完全没有缘由，当时在书店，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画传》第39页上那幅"警察与人力车夫"（附图1），布洛赫也有一幅题材相近的画作，是黑白木刻（附图2），把两幅画作比照一下，不难看到，连构图都非常相近。当然，木刻画上追赶车夫的是红头阿三，亦即印度巡警，更带有租界都市的色彩。

此外还有更多的巧合。布洛赫也是犹太人，1910年出生于德国，比希夫小两岁，但家境却无法和希夫相比，他幼年失怙，且双耳失听，所幸有绘画才能，可以通过给画报做设计维持生计。布洛赫来上海比希夫晚得多，也没有希夫那样浪漫的传奇色彩，他是因为不堪德国法西斯的迫害而于1940年5月逃难到上海来的，但到了上海也没能完全摆脱纳粹的阴影，1941年12月日本发动亚洲太平洋战争后，为和其德国盟友协调步调，在上海设置了犹太人隔离区，布洛赫就被强制住进了那里。但日本人对待犹太人的政策与德国有所不同，决定把谁赶入隔离区，除了种族身分，还要考虑在上海的居住时间，已经成了"老上海"的希夫因此逃过一劫（《画传》第71页）。希夫的画笔，描绘过日本人对犹太人的侮辱（《画传》第78-79页），也勾勒过上海难民营里的景象（《画传》第80-81页），这段期间他和布洛赫是否有过来往，不得而知，尽管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但或许就那么交臂而过了，他们各有各的故事。

住在隔离区的布洛赫并没有停止绘画创作，据大桥毅彦研究，他在上海，以中国底层社会人们的生活为题材，先后创作了"人力车"、"乞丐"、"中国的孩子"、"阴阳"等四个系列的版画，1942年12月，上海的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出版了他的一本木刻集《黄包车》，就是在"人力车"系列作品基础上编选的。这本《黄包车》共收60幅木刻，每幅都是一幅独立的画，但相互之间略有情节关联。第一幅画面，是一辆正在行走的黄包车和车夫的背影，仿佛序幕拉开；中间各幅描绘车夫们的种种经历，包括躲避红头阿三的奔跑；结尾处的第59幅（附图3），则是一辆解体了的黄包车七零八落的零件，应该是困顿一生的车夫人生结局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