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黄包车》不仅是布洛赫的木刻集，从附图2可以看到，木刻画旁边，还附有诗体解说。收入集子里的每幅画都被如此处理，《黄包车》其实是一本诗配画的集子。而在书的扉页和版权页上印着这位诗体解说者的名字：草野心平。

在中国，知道草野心平（1903-1988）的人肯定不多，除了日本文学专业的人，也许熟悉现代中国诗歌史的学者会在有关梁宗岱的资料里看到过这个名字；在日本，草野则是相当有名的诗人，1990年《新潮》杂志为纪念日本新体诗的百年历史，出版了一本增刊，每个年度选择一位诗人和一首诗作，1928年选的就是草野心平。草野自1921年至1925年间在中国广州的岭南大学留学，在学期间曾创办诗歌杂志，与中国诗人梁宗岱结下友谊。但战争期间来中国的草野心平却不仅仅是个诗人，他是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宣传部顾问，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为日本侵略中国做文化宣传，出版这本《黄包车》，即是其宣传工作之一。知道这样的背景，也就不难理解，第51幅作品（附图4）一群车夫拉车行进在路上的画面旁，为什么会被写上那样一句配了乐谱的歌词："昆仑与富士象征我们民族的力量"；也能够一眼看穿第53幅作品旁边所配解说的用意，诚如大桥毅彦所指出的那样，布洛赫画作的意图，本在于凸现搂抱女郎的外国水兵和黄包车夫"身份地位及其境遇的不同"，但草野却由专门放映美国电影的大光明戏院的"DD红灯"，引申到美国情调，从而把这幅画作的题旨编织到大东亚战争的脉络上去："DD还在……/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这种美利坚情调/已经看不见了"。以抗击英美帝国主义为号召，建设以日本为霸主的世界秩序，本为日本大东亚战争意识形态的主旨，草野把第59幅作品解释为"这世界得重新建设"，显然也是从这一思路衍生出来的。可以说，《黄包车》的配画诗，不是一般文人雅士的兴致所至，而是殖民者滥用暴力的产物。

我们研究"孤岛上海"或"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化，一向比较注意中国人社区和中文文献，这有势所必然的理由，但我们确实也不应该忽略居住上海的外国人，他们是租界都市上海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发生在外国人社区里的殖民和被殖民的历史纠缠，背景和线索都更为复杂，有待研究者去考察和分析。

相关文献：

1)《老上海浮世绘：奥地利画家希夫画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2)《黄包车》，太平出版印刷公司1942年12月印刷发行。

3)大桥毅彦：《在"战后中日文化交流回顾"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2，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