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本形象：由美丽转向暧昧

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思想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冷战体制解体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的经济确实增长迅速，但另一方面，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也确实日益激化，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面对国际问题所持的态度和应对立场也复杂多样。就日本想象而言，不仅在不同的论述脉络中观点各异，甚至在同一论述脉络里，也各有分歧。但一个共同的趋势是日本形象的逆转，曾经被视为现代化楷模的日本逐渐变得面目暧昧。而在各种关于日本的叙述中，最为突出的是日本政治的保守化，多份民意调查都显示，1990年中期以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印象发生了很大变化。近年出版的一部《战后中日关系史》记录了这一现象："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信任感和亲近感也出现较大幅度的减弱倾向"（参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462页）。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随着日本"泡沫经济"崩坏和连续多年的发展低迷，日本作为经济现代化成功楷模的故事已经无人讲述，相反，三菱汽车、东芝电脑等大型企业产品质量出现的问题，日本航空不公正对待中国旅客事件，都成为中国媒体显著报道的话题。一家名为"东方新闻"的网站，把这些事件归为一类，甚至加上了《"日本制造"-漠视中国？！》的大标题，明显地表示出对这类经济纠纷的政治解读。

这些现象被视为民族主义的表现，自然不无根据，但是，如果仅仅从这样的脉络解读这类言辞，仅仅根据这些言辞判定日本由成功楷模转变为负面形象是因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也难免会失之简单。因为就在同一时期，中国媒体也在为加入WTO、为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而兴奋不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媒体关于日本的那带有明显民族主义情绪的言辞，也曲折反映了中国民众对跨国资本全球化既迎又惧的复杂心态。

此外，还应该看到，中国媒体上对日本的负面叙述，不仅流露着民族主义情绪，还洋溢着中国民众、中国媒体获得对"国际问题""自由"发表言论的愉悦。如前面所说，自1950年代以来，在中国，凡是涉及"国际事务"的话题，都被纳入外交领域处理，媒体不得随便报道，学者也不得随意置评。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一方面要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继续履行宣传工具的职能，另一方面，又要它们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经营，从而实际上弱化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干预和管制，使媒体渐渐具备了Mass media意义上的品格。针对"涉外"的国际问题，以往被压抑的声音和情绪得以释放，出现一些过激言辞应该是无可避免的，甚至可以预想，如果中国媒体获得更大的言论自由，对日本，还有可能出现更为激烈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辞。最近《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发表题为《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文章（《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据说在日本的媒体上颇受欢迎，但在中国国内，却少有共鸣，尤其是在可以比较自由地发表言论的网络媒体上，反驳马立诚的文章大量涌现，其中相当一部分文章的关注点都集中在马立诚的"《人民日报》评论员"身份上，以及他的文章是否暗示了政府对日政策的新动向。招致人们反感的，与其说是马立诚的观点，毋宁说是他"官方"色彩的身份和口气，让人联想起中国以往那种以政府外交政策统一国内"涉外"言论的舆论控制方式。由此可见，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和民主化诉求，是非常错综地缠绕在一起的，如果无视这一点，无视二者之间的复杂交错，就无法对中国的日本言说做出准确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