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唐《日本文学史》的另一特色，是贯穿全书的比较意识。在叙述古代日本文学的发展历程时，著者始终注意中国文学的影响作用，甚至在"古代卷"里专门设置了一章，谈论"《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化"，这在日本学者著述的"国文学史"里，似乎是无法想象的。而在"近代卷"、"现代卷"里，著者则把叙述主线转换为日本本土文学和西洋文学的影响-接受关系。叶、唐《日本文学史》之所以做这样的叙述，自然是由他们的文学史观决定的。他们认为："一国的文学史，不可能封闭在一国之内孤立发展，它必然会与他国的文学发生联系，相互交流，彼此影响，成为其文学发展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参见叶、唐《日本文学史》"古代卷o序章"）具体到日本的文学，叶、唐两教授提出了和-汉、和-洋文学"冲突·并存·融合"的模式，并以此模式为主线，对日本从古至今的文学历史进行了描述。他们既不赞成把"一部日本文学史"视为"'纯自发' 的历史"，也不同意将其看作"是一部外来文学'影响决定' 的历史"，特别强调日本本土与外来文学的"融合"，立场是"中庸"平和的，解释也自成一说。

需要说明的是，叶、唐两教授所提示的"和-汉冲突、融合"模式中的"汉"，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没有忽略汉文化以外其他文化（如印度）所起的作用；同样，在以"和-洋"模式描述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也注意到了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邻国文化-文学的复杂纠缠。也就是说

他们没有企图以一条或几条"规律性"的线索解释从古至今的文学历史，而是力图把线索性纲要与丰富的文学现象描述结合起来。

叶、唐两教授所以能够把历时长远、复杂纷纭的日本文学历史叙述得条分缕析，当然因为他们采取了恰当的叙述策略，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对宏大的历史叙事充满信心，这样的信心，对叶、唐两教授以及以前的文学史家们来说也许是很自然的，但对于青年一代研究者来说，要建立起自己的宏大历史叙事的观念和方法，显然还需要时间。前面所说叶、唐《日本文学史》标志汉语学术界大规模的日本文学通史写作的终结，其深层的原因即在于此。而叶、唐两教授在主持各种翻译和研究工作时，有意吸纳中青年学者参加，似乎有厚望寄焉。学术需要薪火相传，叶、唐两教授的《日本文学史》，不仅为中国的日本文学通史写作树立了一块界标，更为后来的研究者铺下了坚固的基石，而后者肯定是两教授更愿意的。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