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日本的散文随笔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印象：题材多取于风花雪月，善于体味四季的微细变化，写景抒情，笔致幽美，而又常常带着淡淡的忧伤。这印象的形成当然不无原由，从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古代随笔名著《枕草子》，到作为日本审美情趣代表而被大量翻译介绍的川端康成的作品，确实也都如此。但如果以同样的期待阅读大江健三郎的散文随笔，却会大失所望。

在日本，大江的散文随笔作品迄今还没有全部汇集出版。1996年作家曾把自己的小说做过一番整理，编为10卷，交给新潮社出版。这10卷本里，包括了作家自称"收尾"之作《燃烧的绿树》长篇三部曲。但和以往大江几次宣称的"最后的小说"一样，《绿树》成了大江小说写作的一个新起点，《绿树》以后，大江又先后创作了长篇《空翻》、《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等。大江的散文随笔如果全部汇集起来，能有多少，我想文字量不会少于小说。就此而言，这里收录这本书里的，实在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且主要是近些年的新作。但我觉得，选在这本书里的作品，基本体现了大江散文的特色。简要地说，大江的散文，不是那种拘囿于写景抒情的所谓"美文"，而是一种广义的大散文：体式多样，讲演、对谈、随感、札记、时事性报道，无所不包；题旨宏大，文中关注和谈论的，都是诸如人生、灵魂、国家、民族、社会等一些大问题。读大江的散文随笔，会读得你正襟危坐，满怀严肃。

这当然和大江的自我角色定位有关。在这本散文集里可以看到，大江在谈到渡边一夫、丸山真男、中野重治以及托马斯·曼、君特·格拉斯等人时，经常使用的界定性词语不仅仅是学者、作家或诗人，还特别强调了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这些人是大江推崇的精神榜样，也是他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而大江所说的知识分子，显然不只是一般所谓有知识的人，而是那种既具备某种专业知识，同时又对社会、人类命运持深切关怀的人。据余英时介绍，在西方，这种意义的知识分子是伴随着近代启蒙运动产生的，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出现时间不会早于十八世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当然，余氏只是一般性的泛论，至于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学家里什么时候把小说家也包括在内，没有做更为具体的讨论和探究，但根据常识可以推测，那可能要更晚一些。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小说家言"都曾被认为是荒唐无稽不足凭信的故事。据杨绛先生介绍，在英国，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社会上对小说的看法还"很像中国旧日的看法，以为小说是供人消遣的'闲书'。"（杨绛：《论萨克雷<名利场>》）而在中国，自《汉书·艺文志》肇始的把"小说家者流"等同于"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的正统史家观点，从来就根深蒂固，甚至远播周边汉字文化圈国家，迄今遗响犹存。大江自己就曾说到，他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类的随笔，在国内并不被认可，"来自左右两方的批评一致认为，作为小说家，我还算有点才能，但作为随笔家就显得凡庸透顶，甚至对社会有害无益。"（《日本人被逐年改良了吗》）这批评，与其说是针对大江随笔的艺术技巧而发，毋宁说是透露出对小说家发表社会见解的不信任。

大江无疑也是相当固执的，他坚持把作为小说家的自己编入知识分子的谱系。他不仅激赏那些"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康德语）的前辈，自身也始终保持对社会公共事务关怀的热情。当然，与此同时，他也有效利用小说家观察事物的独特角度和表述事物的独特方式，以小说家之言，发表知识分子的议论。这为大江的随笔带来了与众不同的特色，他关注社会、历史的重大变动，但绝少空洞地发表议论，常常是通过讲述自己的人生与文学经历，去迫近重大的时代主题。不断地回顾自身，分析和讲述自己的精神成长和文学探索的历程，是大江散文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使在收入本书数量不算很多的文字里，也可以看到，作家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重要阶段、场面和细节，曾不止一次地被提起，但每次都不是简单重复；大江习惯把个人的体验，不断放到变动的社会语境和知识脉络上推敲，反复品味体认，从而使他关心的社会、人生的大问题，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建立了密切关联，也使他各种体式的散文具有了内在的一致结构和深沉的抒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