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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言与知识分子的议论:《我在暧昧的日本》读后感言(1)

走读记 作者:王中忱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日本的散文随笔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印象:题材多取于风花雪月,善于体味四季的微细变化,写景抒情,笔致幽美,而又常常带着淡淡的忧伤。这印象的形成当然不无原由,从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古代随笔名著《枕草子》,到作为日本审美情趣代表而被大量翻译介绍的川端康成的作品,确实也都如此。但如果以同样的期待阅读大江健三郎的散文随笔,却会大失所望。

在日本,大江的散文随笔作品迄今还没有全部汇集出版。1996年作家曾把自己的小说做过一番整理,编为10卷,交给新潮社出版。这10卷本里,包括了作家自称"收尾"之作《燃烧的绿树》长篇三部曲。但和以往大江几次宣称的"最后的小说"一样,《绿树》成了大江小说写作的一个新起点,《绿树》以后,大江又先后创作了长篇《空翻》、《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等。大江的散文随笔如果全部汇集起来,能有多少,我想文字量不会少于小说。就此而言,这里收录这本书里的,实在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且主要是近些年的新作。但我觉得,选在这本书里的作品,基本体现了大江散文的特色。简要地说,大江的散文,不是那种拘囿于写景抒情的所谓"美文",而是一种广义的大散文:体式多样,讲演、对谈、随感、札记、时事性报道,无所不包;题旨宏大,文中关注和谈论的,都是诸如人生、灵魂、国家、民族、社会等一些大问题。读大江的散文随笔,会读得你正襟危坐,满怀严肃。

这当然和大江的自我角色定位有关。在这本散文集里可以看到,大江在谈到渡边一夫、丸山真男、中野重治以及托马斯·曼、君特·格拉斯等人时,经常使用的界定性词语不仅仅是学者、作家或诗人,还特别强调了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这些人是大江推崇的精神榜样,也是他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而大江所说的知识分子,显然不只是一般所谓有知识的人,而是那种既具备某种专业知识,同时又对社会、人类命运持深切关怀的人。据余英时介绍,在西方,这种意义的知识分子是伴随着近代启蒙运动产生的,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出现时间不会早于十八世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当然,余氏只是一般性的泛论,至于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学家里什么时候把小说家也包括在内,没有做更为具体的讨论和探究,但根据常识可以推测,那可能要更晚一些。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小说家言"都曾被认为是荒唐无稽不足凭信的故事。据杨绛先生介绍,在英国,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社会上对小说的看法还"很像中国旧日的看法,以为小说是供人消遣的'闲书'。"(杨绛:《论萨克雷<名利场>》)而在中国,自《汉书·艺文志》肇始的把"小说家者流"等同于"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的正统史家观点,从来就根深蒂固,甚至远播周边汉字文化圈国家,迄今遗响犹存。大江自己就曾说到,他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类的随笔,在国内并不被认可,"来自左右两方的批评一致认为,作为小说家,我还算有点才能,但作为随笔家就显得凡庸透顶,甚至对社会有害无益。"(《日本人被逐年改良了吗》)这批评,与其说是针对大江随笔的艺术技巧而发,毋宁说是透露出对小说家发表社会见解的不信任。

大江无疑也是相当固执的,他坚持把作为小说家的自己编入知识分子的谱系。他不仅激赏那些"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康德语)的前辈,自身也始终保持对社会公共事务关怀的热情。当然,与此同时,他也有效利用小说家观察事物的独特角度和表述事物的独特方式,以小说家之言,发表知识分子的议论。这为大江的随笔带来了与众不同的特色,他关注社会、历史的重大变动,但绝少空洞地发表议论,常常是通过讲述自己的人生与文学经历,去迫近重大的时代主题。不断地回顾自身,分析和讲述自己的精神成长和文学探索的历程,是大江散文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使在收入本书数量不算很多的文字里,也可以看到,作家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重要阶段、场面和细节,曾不止一次地被提起,但每次都不是简单重复;大江习惯把个人的体验,不断放到变动的社会语境和知识脉络上推敲,反复品味体认,从而使他关心的社会、人生的大问题,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建立了密切关联,也使他各种体式的散文具有了内在的一致结构和深沉的抒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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