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的体验和视角出发探究有关人类命运的大事，这既是大江观察与思考事物的基本方式，也是他散文随笔的基本结构。在这样的叙述结构里，大江自然要直接出现在叙述者的位置上。如果说，读大江的小说，我们要通过虚构的故事、人物以及叙述者的曲折回廊去接近作家的内心世界，那么，读大江的散文随笔，我们则可以比较直接地倾听到作家的心声。在大江近年发表的几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里，有一个和作家本人经历近似的人物：长江古义人。有研究者指出，"古义人"的日语读音Kogito与拉丁语的Cogito ergo sum（即"我思故我在"）有关，因此，"这个人物不仅是一位古来道义之人，还应该是一个思想者和求索者"（许金龙《译序："愁容童子"-森林中的孤独骑士》）。读大江的这本散文，我们确实可以深切感受到这位思索者的古道热肠和这位具古义人风范的作家思索的痛苦。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大江没有像他的前辈作家川端康成那样，以幽玄的言辞，给自己的国家披上神秘的面纱，而是努力拆解使日本变得"暧昧"的装置，显现其中的真实危机。对人类社会的危机特别是对在日本重新高涨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的焦虑，是贯穿大江近期散文的基本音调。在包括斯德哥尔摩的讲台在内的各种场合，他不断发出警示的声音。在《柏林演讲》中，为了让自己的声音有效地发挥作用，面对德国听众，大江甚至专门用"渡边一夫译成的优美的日语"，朗诵了托马斯·曼写于1938年的《告欧洲书》之中的片段，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我的祖国，国家主义正在高涨，大有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时代思潮的趋势。作为一个对此深感不安的人，我想从柏林向祖国的年轻人发出这样的声音：战败之初，渡边一夫将托马斯·曼的话传送给了日本人，那同样也是为了明天的你们而做的。同时，也是因为想举一个实例来告诉柏林的听众，在战败之后不久的日本，诚实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把用德语写成的文章当作来自欧洲最重要的声音接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江确实有些像他所喜欢的《圣经·约伯记》里那个"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但他从不把自己视为置身事外的预言者；他自嘲和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一样，是"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但同时也清楚自己就置身这个鸟巢之中。仅从收入本书的一些篇什，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批判日本新兴的极端国家主义、呼吁日本国民对侵略历史进行道义清算的时候，大江也抒写了一个自觉担负起历史责任的日本作家的困惑和苦涩心境。大江的笔锋，既指向社会，也指向自己心灵深处。这使得他对公共事务的关怀，不只表现为理性分析，更是一种震撼人心的情感熬炼。

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很容易由此联想到鲁迅以及晚年的巴金。在这本散文集里，大江曾不止一次地对这两位中国作家表示敬意，把这两位作家列入自己尊崇的知识分子谱系。2000年9月27日，大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北京讲演二○○○》，曾经这样说到："在那段学习以萨特为中心的法国文学并开始创作小说的大学生活里，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通过将鲁迅与萨特进行对比，我对于世界文学中的亚洲文学充满了信心。于是，鲁迅成了我的一种高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这个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日本文学者得以相对化并被作为批评的对象。将鲁迅视为批评标准的作法，现在依然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即使是熟悉大江文学的学者，也觉得他讲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人们习惯了从与西方文学的联系中解读大江，对大江作品中潜藏的与亚洲文学的关联线索已经视而不见。尽管在斯德哥尔摩的著名演讲里，大江曾谈到他通过恩师渡边一夫接受的拉伯雷传统的"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同时也是把自己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郑义、莫言等文学家结合的纽带，并说："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在暧昧的日本》）但我们真正理解这种暗示，似乎还需要时间。在《北京讲演二○○○》中，大江还明确地说："多年以来，尤其是这四十年以来，虽说是借助日译、英译和法译等译本，却也是一直在非常认真地阅读着中国那些从事着杰出文学活动的文学者们所创作的文本。作为这样一个读者，我在这四十年间一直持续地阅读着。因此，较之于那些在较短的时间之轴上进行的评价，我认为自己更能以一种长远和开阔的视野，看清楚那种综合性文学的整体形象。这就是我眼中的现代中国文学"。大江所说的"这四十年以来"，应该从1960年代也就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算起的，也就是说，从那开始，他一直关注和关心着中国和中国文学。2002年2月，大江以一个采访者的身份来到北京，先到莫言的住所，随后又风尘仆仆地去了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他带来的大旅行包里，装着莫言作品的中文本和日、英、法文的各种译本，上面做了很多标记，阅读的认真和细致，绝对让专门的研究者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