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忱

第一次和保平见面，记得是1986年的初秋，在位于太行山麓的长治市，但知道他这个人，却比这早得多。1979年3月，著名作家丁玲在山西省的文学杂志《汾水》上发表了一封《致一位青年业余作者的信》，这是丁玲自1957年遭受批判之后首次公开发表的文字，并且，囚禁、流放二十二年，这位女作家旧习不改，在给青年作者的信里，仍然把当年被批判的"一本书主义"当作正确的创作经验来谈，自然不能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当然，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丁玲的行踪消息，复出后的态度，以及由此透露出的中国社会的变化，但读这封信，也会有人好奇地想：这位青年作者是谁？比如我，当年就这样想过。

1985年，我成为丁玲主持的《中国》文学杂志的一名编辑，有机会在工作之余向她和陈明同志请教他们所经历的历史，说到"文革"后期他们从秦城监狱出来，被遣送到山西长治乡下以后的情景，一位姓李的老红军一家就成为他们常常忆起的内容。李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抗战，他的妻子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兵工厂第一代女工，当时他们都在长治市负一方面的领导之责，却不避政治嫌疑，和"右派分子" 丁玲、陈明亲切来往，给了他们很多关照。而说到李老红军，总要提起他的儿子，热爱文学写作的海军战士李保平。丁玲发表在《汾水》杂志上的那封信，就是写给他的。

和保平见面的时候，丁玲已经去世，我和《中国》杂志的几个工作人员一起，陪同陈明到河北、山西寻访丁玲生活过的故地，在位于长治市区的海军飞行学校校园里，见到一身戎装、年轻飒爽、乐观明朗的李保平，我们一见如故。双方都不觉得陌生，都觉得已经相交、相知很久，有很多话要说，并且可以推心置腹地说。

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们虽然很少见面，但音问一直是相通的。这期间，我们各自的生活状况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保平后来考入武汉大学的作家班，系统学习文学专业知识，写作勤奋不辍；他写作的路数很宽，小说、散文、电影电视剧本，都有作品出版，让回到校园后仅以写所谓学院论文为业的我钦羡不已。保平的创作成果丰硕，已经从一个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但无论在部队还是复员到地方，他都没有去谋求文学的专业职位，当年《汾水》杂志发表丁玲写给他的信，隐去他的姓名，冠之以"一位青年业余作者"，其中"业余"两字，似乎一语成谶，给他后来的道路定了位。但我知道，坚持"业余"的位置，其实是保平有意选择的立场。他不愿意做一个以文学谋生的人，不愿意用文学去谋"稻粱"，这恰恰表明，文学在他的心里是一片神圣的园地，他仍然保持着对文学的一片纯真。

"业余"的位置，使保平保持了一种"自由"的写作状态，他不必追赶时髦的潮流，无须刻意在作品上涂抹新奇的色彩，这决定了他和他的作品不会成为文坛关注的目标，也免去了卷入文坛各种无谓纠纷的烦恼。保平始终有意和文坛保持着距离，以自然质朴的文字，描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诉说自己的感受和思考，这种写作态度和写作风格，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保平的这本散文新作《生命因沧桑而美丽》，仍然保持了他一贯的作风，其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写他父亲的那些文字。保平的父亲是四川人，红军长征经过他的家乡，他跟上走了。他跟进的队伍是第四方面军，这决定了他日后要经历更多的挫折。"文革"期间，在长治，他和大"右派分子"丁玲往来，应该不仅仅是出于一般的同情，还包含他对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复杂性的切身感受和理解，而他所亲身经历的革命历史，在后来的历史叙述里，有一些是被省略或改编了。保平比我小几岁，但我们基本属于同一代人，"文革"以后，我们都曾有意无意地回避"革命历史"的话题，直到今天，有了若干社会阅历，甚至经受了一些人生坎坷之后，才深切感到重新探寻和叙述革命历史，对于思考我们今天生存处境的重要。保平是红军的儿子，他探寻革命历史，就是探寻父辈的足迹，和父辈对话，有切身感受和内在的冲动，所以，他还可以写得更多更好。保平，期待你的新作！

2004年12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