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夏天，南德集团的牟其中用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500车皮日用小商品换回来4架苏制图-154飞机，即有名的“罐头换飞机”，精明的牟其中赚了8000万到1亿，大街小巷，人们对此津津乐道。同样在商界摸爬滚打的仰融，却毫无羡慕之意。因为他心中有丘壑、胸中有成竹，一个远比“罐头换飞机”更为惊人的资本魔术正在他的头脑中酝酿成熟：私人控股公司上市美国。

仰融这个想法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而他后来越来越令人眩目的派头一再证明，这是一切后续辉煌的开始：“仰融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他领导的华晨在纽约、中国香港和上海三地都拥有上市公司。在2001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他以70亿元的资产名列第三”。

仰融被种种荣誉团团围住，其中最耀眼的莫过于“中国首屈一指的资本运营大师”的名号。时至今日，我们再看在纷纷扬扬的股权之争中败走美国的仰融，他身上很多光环仍然在闪光，无数投资后辈深深被其折服。仰融虽然已经淡出国内市场，但资本泰斗的发家之道、陨落之迷绝非过去式。

1989年，在金融教育家、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许文通的点拨下，仰融赴香港创办华博财务公司，之前通过小打小闹积累的资金对于华博的成立和运作来说还远远不够，因此，华博借鸡生蛋，其初始出资方为担任董事长的海南华银。在仰融之后的商海生涯中，借鸡生蛋一直是很重要的一步棋，后来整个局势的扑朔迷离，仰融戴吃尽苦头，皆因此而起。

刚出道的仰融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风光，华博财务是以借贷资金400万起家，员工仅有五六人，主要业务是为人拆借资金，兼做债券和股票买卖。大家没有什么职务，包里装很多身份证和图章飞来飞去，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规的，说不清楚。在国内，华博只是和华银信托做一些合作。颇有资本运作天赋的仰融虽然摊子铺得不大，但做得有声有色，赚了不少钱，挖到人生第一大桶金。

国营企业资本变革，仰融敏锐地嗅出这中间的巨大利益空间，决定深入内地，创造资本神话。但是仰融明白，单枪匹马杀入显然不能长驱直入，资本的运作需要载体，于是沈阳金杯汽车就进入仰融的视线。在东北股份制改革的大潮中，大型国有企业沈阳金杯汽车是吃螃蟹的人，早在1988年，这位先行者就向国内外发行1亿元股票，但卖了一年响应寥寥，剩下不少股票无人问津。公司甚至曾在国家体改委的大院里贴布告卖股票，整整一天也只卖出万元。

由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的马蔚华牵头，沈阳金杯与仰融正式会晤。沈阳金杯总经理赵希友对他们的合作记忆犹新，“和仰老板接触后，可以说我们俩一拍即合――不管你现在在汽车行业地位第几，将来谁能弄到钱谁就是大爷，就能很快发展上去。”

在与赵希友谈及上市问题时，仰融放出豪言，“我有信心把金杯股份弄上市，把外方股权在海外上市。”

席上一片愕然，大家都以为听错了。在美国上市从来都是耳闻的故事，现在眼见竟有人拿它当正事儿说。仰融语出惊人，自然有他的想法，“要说人权，南非的人权状况比中国糟糕多了，但是为什么美国不制裁它？因为美国在南非有大量投资，制裁南非等于制裁自己。如果我们也把中国的很多企业拿到美国上市，把两国的利益绑在一起，那中国外交不就打开新局面了吗？”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仰融以胆大著称，后来他自己也承认，勾勒海外上市的蓝图感性多于理性，他如是说，“海外上市的想法，是我1991年起就有的，忧国忧民，想给中国扩大一点国际影响。理论上行得通，但是怎么操作，却没有个案。但那个时候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仰融说。

仰融为此找过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前证监会主席)刘宏儒，刘宏儒对这种想法不以为然：“我研究B股都没有结局。你以为美国是什么地方？你这样肯定不行！不可能！你们太天真！”

仰融不信邪，只要他的头脑中有蝴蝶扇起灵感的翅膀，就一定要刮起一场金融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