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华盛顿，1951~1964年

当历史的最高法庭对我们每个人进行审判时——判断我们是否对我们的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的标准，是我们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我们是真的勇士吗？是真的捍卫公正的人吗？是真的保持忠诚的人吗？是真的勇于奉献的人吗？

第8章

初遇肯尼迪

1952年底，我在临时委员会的聘用期即将结束，由我负责撰写的报告的第二部分被安排在1953年1月7日发表。我不得不再一次面临就业问题。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于1952年11月当选为美国总统，随后下令立即停止行政部门的招聘活动。我重返行政部门（联邦社会保险局，或者在华盛顿就职过的任何机构）的愿望落空了，于是我将目光转向了国会。

联合委员会的人事主管鲍勃·华莱士（罗伯特·华莱士）向我保证，他和主席道格拉斯会帮我联系其他的参议院机构，还有那些新上任的参议员，也许他们的办公室正缺人。罗伯特帮我写了推荐信给参议院的同僚们，其中包括两名共和党人——来自俄勒冈州的自由主义独立分子韦恩·穆尔斯，以及来自新泽西州的中立派H.亚里山大·史密斯。同时，他又将推荐信一式三份复制下来，发给曾经在参议院与道格拉斯共事过的另外三位新上任的民主党参议员，他们是：蒙大拿州的麦克·曼斯菲尔德、华盛顿的亨利·杰克逊，还有马萨诸塞州的约翰·F.肯尼迪。

鲍勃在推荐信中，对我进行褒扬：

善于运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表述各种法律问题……容易相处，自信且谦虚，秉持中庸之道……一位正直的自由主义者，绝不会盛气凌人……是我最看好的人选之一。

他还特别提到，我曾为前参议员拉·福利特创办的杂志《进步派》撰写过文章，还有1952年，我曾与他一起为民主国家委员会撰写演讲稿，但我却不记得这件事了。鲍勃相信，对于24岁的我来说，年纪正是我无法被委以重任的最大原因，于是他建议将我的简历和推荐信上的年龄改成“25岁”。他说：“反正你已经过了24岁的生日，写成25岁也无所谓，这样你还会得到更多机会。”然而，这个小小的夸大最终还是没有发挥作用。

同时，我也在寻找其他机会。我向之前申请过职位的机构又寄出了求职信，终于他们邀请我与新成立的公民自由组织领导人会面，该组织旨在对抗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及其同僚的阴谋。在那封求职信中，我向他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重点在于确定他们的观点是否和我相同。然而此时我还面临着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我和卡米拉在华盛顿签了两年的房屋租约，不可能轻易地因为工作而搬到新泽西州。

1952年末，我去一家研究国家养老金体制的机构面试。该负责人表示我在铁路职工退休制度联合委员会及联邦社会保险局的工作经历对我申请的职位很有利。本来进行得很顺利，直到他问我在加入联邦社会保险局之前有何作为。

“我的专业是法律。”我说。

“那你什么时候毕业的？”他又问。

“1951年6月。”我回答说。

“1951年6月？1951年6月！”他几乎跳了起来。结果，我丢掉了那份工作。

由于我的选择越来越少，我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鲍勃·华莱士身上。当我得知鲍勃与参议员韦恩·穆尔斯的行政助理联系时，我兴奋不已。我非常尊敬穆尔斯，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共和党人。但穆尔斯说他打算让一位来自俄勒冈的律师分担他的工作。我忘了麦克·曼斯菲尔德给了我什么回复，总之他不能给我提供工作机会，但不久后两位新上任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约翰·F.肯尼迪表示对我有兴趣。

杰克逊和肯尼迪是参议院成员，都与鲍勃·华莱士共事过，而且都很崇拜参议员道格拉斯，因此鲍勃的推荐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多年来，我对道格拉斯一直心怀尊敬和钦佩，如果有人问起我是怎么认识肯尼迪的，我就会想起引荐我的人——道格拉斯。事实上，我在临时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期间，道格拉斯正在四处演讲，参加竞选活动，所以我们只有几次简短的见面。而后，我与肯尼迪共事，道格拉斯还问华莱士是否真的推荐过我，华莱士回答他确有此事。事实上，为我写推荐信给参议员肯尼迪的正是道格拉斯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