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认可我的能力也信任我，他派给我各种各样的任务——说服一个西部共和党保守派的参议员支持他的法案；去哈佛出版社寻求合作，将他的《新英格兰经济报告》编辑成书并出版发行；拜访著名电视制作人，探讨是否能将《当仁不让》改编成百老汇音乐剧或者电视纪录片；去他最初所在的两个参议院委员会参加会议，讨论关于劳工社会福利和政府运作的问题。

1956年春天，我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总结了这段生活：

这里的生活紧张忙碌，一如往昔。我每一周的工作任务都有百分之百的变化。这一周可能是毕业典礼的演说，下一周可能是一个立法规划，再下一周可能是一次政治活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此前我匆匆地去了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见了一些“政治商业”人物，在哈特福德拜访了州长阿贝·里比科夫和该州的民主党主席，下周我还得写一篇文章。这是世界上最有趣、最精彩、最令人振奋和最有挑战性的工作了。尽管有很多的阻碍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是为这个才华横溢、亲切友好的人工作，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我深深敬佩和崇拜他，他最伟大的前程近在咫尺，好日子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