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肯尼迪之死

1963年11月21日，星期四，上午10点45分整，总统走出椭圆形办公室，走向直升飞机，打算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坐前往得克萨斯州的“空军一号”。那天多云，天气凉爽，我从白宫后门跑出去追总统，把关于“得克萨斯式幽默小品”的材料交给他。那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在直升机螺旋桨发出的轰隆声中，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我们对话的内容。也许总统感谢我为他收集的幽默趣事；也许是我提醒他一些他回来以后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我那时并没有在意那次简短的谈话，那只不过是另外一次启程。前一天，我就杰姬在得克萨斯州与讲西班牙语的观众见面的行程给她的助手提供了一些建议。

总统登机之后，我见了七八名美国政治学协会的成员，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还带他们参观了椭圆形办公室。我告诉他们，总统为一个政治分裂问题去了得克萨斯，“那里有很多他的‘敌人’”。其中的一个成员记得我曾用了“危险”这个词——但是我没有印象我是否说过或者想到用这个词。那天晚上，我在专栏作家乔·奥尔索普家吃了晚饭。之后我回到白宫，和阿瑟·施莱辛格一起看了电影《007之俄罗斯之恋》，我知道肯尼迪也会喜欢这部电影的。

那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立法工作、联邦政府的工作，还有1964年1月的财政预算工作都要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很多。第二天，11月22号，星期五，白宫还是一如既往地繁忙，虽然我以为那天会比以往空闲一些，因为总统和副总统都在得克萨斯州，而大部分的内阁成员都在开会，为前往东京参加两国内阁成员的会议做计划。总统希望这次会议能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的关系。

麦克·邦迪确定那天下午我不用随他们一起去五角大楼审核国防部的预算报告。中午的时候我去卡尔顿酒店，在1412号套房和《堪萨斯城市星报》著名的社长兼主编罗伊·罗伯特一起吃午饭。他是一位共和党人，想和我讨论肯尼迪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方针。罗伯特问我肯尼迪在1964年的竞选不会和林登·约翰逊搭档的谣言是否属实。我回答说，肯尼迪总统时刻都想留住约翰逊。虽然罗伯特只是提了一下副总统的事情，但是没有原因，这还是让我想起亚伯拉罕·林肯时期的副总统也叫约翰逊。更让我害怕的是，我想起来了近期发布的一项可怕的数据统计显示，从1840年起，以20年为一个周期，就有一位在任的总统死于任期（如哈里森、林肯、加菲尔德、麦金利、哈丁、富兰克林·罗斯福）。

因为午饭后我不需要去五角大楼，便让白宫司机在我回去工作之前载我去阿灵顿的公寓。我刚离开公寓，白宫的配车员就给我的司机打来电话：“你有载人吗？”“是的，特德·索伦森。”（也许他用的是我的代号，但是我已经忘了我的代号。）“马上回白宫，把他带到西面的地下室入口处。”总统不在白宫，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这么紧急。我很快赶回去，以为又发生了新的政治危机。

回到白宫，我看见每个人都脸色苍白，流着眼泪。我长期的秘书格洛丽亚·西特林告诉我，肯尼迪总统遇害了。她递给我一份合众国际社的报纸，上面刊登着总统遇刺的消息。格洛丽亚和另外一位秘书托伊·巴彻尔德叫我赶紧去特勤局特工杰瑞·贝恩的办公室，因为他有达拉斯市帕克兰医院的电话。只要医院没有发出确切的消息，我还是在心底默默地相信还有希望，哪怕只有一丝希望。当我到杰瑞的办公室时，他正在和特勤局的另一位特工罗伊·凯勒曼通电话。肯尼迪总统遇害时，罗伊正给他开车。不一会儿，杰瑞挂了电话，转过来对我说：“他去世了。”

没有吵闹，没有尖叫，也没有哀号，至少我不记得了——有的只是不相信和悲伤。我很麻木，很无助，手足无措。不久之后，我尝试集中注意力去思考未来——包括我自己的未来——但是我做不到。我只是一遍遍地回想这件事情多么可怕。我仿佛在一场超现实的戏剧中扮演着一个机械的飞行员。这场戏没有剧本，也没有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