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其他的高级官员都不在白宫，我感到责任压在了我身上，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着手。然而这并不要紧。那个悲惨的下午，白宫的每个人都等着罗伯特·肯尼迪的指示。他让我去通知白宫发言人约翰·麦科马克。（新总统林登·约翰逊宣誓就职之后，他成为总统的第一助理。）我很难说出这件事。我几乎不能把这句话说出来，但是我还是努力地说了。罗伯特·肯尼迪问我内阁成员是不是应该从太平洋折道返回。我回答说：当然了，国家出现这么紧急的情况，他们应该马上返回，并且尽快回到他们在华盛顿的办公室。他还提到他接到了林登·约翰逊的电话，约翰逊对宣誓的措辞不确定，所以特意打电话向他问了些问题。我提醒罗伯特《宪法》中有规定。我们当时没有清晰的思维。

穿过椭圆形办公室有一个会议室，叫“鱼室”，里面有台电视。那天，我独自坐在那里，感觉坐了好几个小时，好像半身不遂一样，无法思考，思维越走越远。沃尔特·克朗凯特一遍遍悲伤地重复着总统遇刺的事情。新闻里不断播出总统那天早上在得克萨斯州的早餐会上演讲的画面——他离开那天早晨，我陪他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复习了那个演讲很多次。

那年夏天，总统在爱尔兰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在登上返回华盛顿的“空军一号”飞机之前，总统在香农机场对群众说：“春天的时候，我肯定会再回来的。”（这些话至今都让我和爱尔兰人感到伤心不已。）为爱尔兰之行做准备时，我偶然看到了托马斯·戴维斯写的一首民谣，祭奠欧文·罗·奥奈尔的死亡。而在那悲伤的一天，我坐在“鱼室”里，伤痛不断涌上心头，这首民谣中的一节也不断在我的脑海中重复：“大雪纷飞时，小羊离不开牧羊人，你怎能离我们而去，欧文，你怎能离去？”

我1963年的随身日程本上记载，那个周末除了和我的堂弟一起吃顿便饭看个电影之外，没有安排其他的事情。但是我推掉了那个约会，还有之后几天到几个星期内的所有约会，所有的记忆都留给11月22日那天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天下午回到办公室以后，我只接了几个电话。一个是我的哥哥汤姆打来的，他顺路来了我的办公室，并坚持让我去他家和他的家人还有正在出差的弟弟菲利普一起吃晚饭。这样，晚上我就不会独自一人待着了。另一个电话让我立刻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因为“空军一号”会马上返回那里。我和其他人一起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肯尼迪总统的遗体，还有杰姬、约翰逊以及助手们。在去安德鲁斯的直升机上，我坐在约翰逊的两位高级助手乔治·里迪和沃尔特·詹金斯的身旁。我对他们说：“我对你们的处境深表遗憾，我会尽我所能地帮助你们。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我不想提起得克萨斯。”

玛丽·麦克罗里在她的新闻专栏中这样描写我在安德鲁斯的样子：“脸色惨白，就像生了重病一样，仿佛在噩梦里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一样。”我不与任何人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总统的遗体从飞机上被抬下来，杰姬和约翰逊从飞机上走下来，然后坐着白宫的豪华轿车离去。我什么都做不了，只是尽我所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回忆着我和肯尼迪在安德鲁斯的最后一次见面。他精力充沛，大笑着畅谈着未来。那天，我第一次痛哭了。其他人陆续前往总统遗体停放的贝蒂斯海军医院时，我则返回了白宫。在去汤姆家之前，我和格洛丽亚道别，并尽力安慰她，她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起来。在汤姆家吃完晚饭已经快九点半了。林登·约翰逊从旧行政办公大楼的副总统办公室打来电话，温和、坚定、关切地告诉我他有多么遗憾，他多么深刻地理解我的感受；他知道在过去的11年里我对总统有多么重要；还有现在，他——林登·约翰逊更加需要我。新总统要求我在之后的一两天里去见他。我说：“再见，谢谢，总统先生。”然后就把电话挂了。几年以后，比尔·莫耶斯告诉我，在从达拉斯回来的飞机上，林登·约翰逊不断重复说，他需要留住肯尼迪的执政队伍，“尤其是特德·索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