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星期我都感觉那么的不真实，让人难以置信。我总是带着无法克制的恐惧感去看电视，但却无法抹去我的所见所闻。一时间，全国流传着无数谣言，还有夸大地报道说谁又干了什么事。没有人可以确认这些事情的真假——但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些事。最终，只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那就是约翰·肯尼迪遇害了。正如几年之后在罗伯特·肯尼迪的追悼会上，我的法律朋友西蒙·里夫金德法官谈到肯尼迪兄弟之死时讲的那样：“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才能有资格活在这个连羊群都可以吞噬牧羊人的时代?”

“他没有受太多痛苦吧？”我问一位海军医务官。他告诉我没有，总统中枪后很快死了。这的确让我感到些许欣慰，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根据政府的调查报告，第一枪打中总统的脖子以后，总统还有微弱的气息，到射中他头部的第二枪之间的几分钟里，他面带迷惑的表情。我太了解这个男人了，我相信那时候他的大脑绝不是空白的或者害怕到麻木。我相信他心里在问自己一些问题：什么样的敌人会这么做；如果我被杀了，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谁来照顾杰姬和孩子们。我在战争和政治争斗中幸存下来，可这就是我结束的方式吗？在过去的11年里，我回答了他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我答不上来。

我感到很无助。先前，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危机——西维吉尼亚的初选、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前受杜鲁门的攻击、休斯敦部长的指责、猪湾事件及其余波、古巴导弹危机和柏林危机。11年来，我的工作就是帮助肯尼迪。但是，达拉斯，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他。我甚至都不在现场。在总统大选之前的4年里，我和他一起走遍了每个州，包括得克萨斯州，却没有和他一起进行国际访问。总统就职以后，我和他走访了全球——从欧洲到中美洲，但是没有和他一起在国内访问。那天我没有和他一起去得克萨斯州，成了我们命运的转折点。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好朋友们都支持着我，几乎每个晚上都有人请我去吃饭——有些是华盛顿的贵妇人，包括凯·格雷厄姆、弗洛伦斯·马哈尼、凯特·洛凯姆（肯尼迪曾经说：“我希望我们能任命更多像凯特·洛凯姆这样的人。”），还有我的一些老邻居——温克家、英特马家、希夫特一家，还有我的哥哥汤姆。乔·艾尔索普不止一次邀请我去吃午餐。那段日子我也试图安慰那些试图安慰我的人，记忆里充满了痛苦和眼泪。白宫和政府部门的许多同事不时来我办公室，向我表达他们的悲伤、愤怒、猜疑、同情、关怀，还有对罗伯特·肯尼迪的忠诚。

我的世界顷刻间变了——事实上，是结束了。我很喜欢与肯尼迪共事的这些年，喜欢在白宫工作的这3年，喜欢我有机会帮助总统树立国家的形象和在世界中的角色。这11年里，肯尼迪几乎占据了我生活和思想的每一寸。但是，这一切顷刻间都结束了。突然间，他走了，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我们还要去赢得新的和平，去实现新目标，去宣布新的提案、原则和优先权，去跨越新的边界。但是，我的领导，我的领袖，我精神和动力的源泉已经走了。

这是我生命中遭受的最深刻的一次创伤。这一切如此不真实，让人无法接受，让人刹那间伤心欲绝。雄辩的声音瞬间静止了，同情的心瞬间停止了，智慧的头脑瞬间破碎了，俊朗的笑容永远失去了。我当然不愿相信这一切。“他们甚至都不愿再给他三年的时间”——我说，为了国家，为了世界，为了命运。特德·里尔登是我的老朋友，也一直是肯尼迪的助手。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大喊：“我真想拿个该死的炸弹把那该死的得克萨斯州从那该死的地图上炸了。”我也很生气，很愤怒，但我知道这么做根本就无济于事。刺杀总统的人很快也被杀了。复仇不是肯尼迪的风格。他并不会记恨达拉斯。他一定希望我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延续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