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纽约，1965~2007年 

我在肯尼迪身边的那11年是很愉快的，在这里从事私人法律业务则不然，它充满挑战，富于变化，使人有成就感；更重要的是，它好比一场其乐无穷、永无止境的探险，总能发生离奇的故事，遇到非凡的人物。 

第34章

家庭与健康

1977年1月我被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提名小小地“戏弄”了，但没有留下任何心理阴影。那么，1970年参议院竞选的失意虽然令我有些受伤，也没有对我造成过大的影响。事后想想，这也是上帝的庇佑啊。它代表一个全新又更规律的生活的开始，使我重新发现家庭的欢乐，这正是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经常被我忽略的。在加入那次耗时费力的参议院竞选时，我刚刚结婚一年。尽管竞选失败，我和姬莲最终却拥有了属于我们的时光。

1973年朱丽叶在我们的热切期盼中出生了，她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乐趣。她继承了她母亲对舞蹈、外语以及马术方面的热情与天分。朱丽叶是在纽约长大的，但是她渴望与我结伴到各地去旅行，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爱尔兰、波多黎各、巴拿马，等等。所有这些地方都是按我父亲的惯例安排的，就像他带着我一起坐汽车环绕内布拉斯加旅行一样；就像我的儿子们，在他们十多岁时和我一起到新西兰、突尼斯、肯尼亚、纽芬兰、莫斯科和契尔尼戈夫去夏季旅行一样。

埃里克、史蒂夫和菲尔陆续到纽约加入我们的度假行列，我们有时候还会去威斯康星州。在他们上学、结婚生子以及后来在威斯康星州北部安家的过程中，我们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电话联络和相互拜访。

在大型连锁店和网络的影响下，我的儿子史蒂夫和他的妻子朱莉创立了一家独立的书店，同时，他们生下了我的孙子罗里和孙女汉娜。我的儿子埃里克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兼家庭法律顾问。他表演并教授音乐，无论是娱乐场还是婚礼现场，都能看见他站在旋转舞台上演奏弦乐器。我最小的儿子菲尔和我的女儿朱丽叶传承了家族的衣钵成为了律师，这一点令我感到非常自豪。菲尔在一个小镇上开了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处理各种案件，大到凶杀案，小到平民百姓的普通诉讼。朱丽叶目前在芝加哥当律师助理。她在进入哥伦比亚法学院之前曾在摩洛哥的美国和平队待了两年。

当朱丽叶于2000年和本·琼斯结婚的时候，我的两个孙子，即菲尔的儿子林肯和特里也都带上了结婚戒指。我深爱我所有的子孙们，喜欢与他们度过每一秒。我的孙子奥拉夫——埃里克的儿子，患有严重的孤独症和智力迟钝。但他是一个可爱的年轻人，在其他各方面都很健全。他每年的探望对我来说都是一段特别的日子，尽管留给我的满是伤痛。

在庆祝我70岁生日的时候，姬莲、我的4个孩子、他们的伴侣和我最小的孙子罗里欢聚一堂。我们一起坐在木筏上，沿着美国大峡谷的科罗拉多河顺流而下。此时此刻我深切感到：我能拥有这样美好的家庭是多么幸运啊！

即使我们天各一方，所有的索伦森家族的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我们的配偶以及子孙——都要为了偶尔的家庭聚会而努力聚到一起。这是一个多文化背景、多种族的大家庭——一个多样化的家庭能映射出一个多样化的国家。我们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接受不同程度的教育，来自乡下或城市。有的人出生在国外，而有的人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本土。但是，我们都始终怀有和平与公正的理想，这是多年以前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派克大街，C.A.索伦森和安妮斯教给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的。

我的家人中都没有特别长寿的。我既没有见过我的祖父，也没有和我的父亲和汤姆哥哥共同生活多长的时间，汤姆在1997年去世了。而我到2001年为止都很少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轻微的诸如溃疡、背部毛病以及一些小病，很快就康复了。我在那些年里一直努力保持适当的散步、游泳，并且常年打网球。55岁时，我用了不到四小时的时间就完成了纽约市的马拉松赛跑。

在白宫，我组织了一个棒球队，成员有：李·怀特、麦克·费尔德曼、沃尔特·海勒和吉姆·托宾。在与华盛顿出版社的比赛中，我的位置在投手和第一棒球手之间交替变化。早些时候，在宝维斯律师事务所期间，我在纽约律师垒球社做投手时，有一次比赛令我记忆犹新——我之前的对手在与我在决赛交锋时打出了本垒。虽然我终身都是棒球迷，我最喜欢的运动却一直是网球。威斯敏斯特北部的小镇，是我和姬莲十几年来度周末、假日和暑期的地方。在此举行的慈善活动中，我很激动地与阿瑟·阿什进行一场公开对决。他是我仰慕已久的世界网球选手和民事权利活动家。但他却不欣赏我那非正派的网球球风，每一击都下切带旋转，他还告诉我说球过网后要有些简单的变化。他问我：“谁是你的专职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