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继续注重饮食，规律地运动，我希望我能够不受年龄给我带来的脆弱，享受一个积极的21世纪。

2001年7月20日，我给我们律师事务所的暑期实习提出了一个很受欢迎的话题：从公众服务到私人业务的转变。我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为华盛顿工作，在科德角写作，之后选择宝维斯这个地方。我谈到给美国和外企担任代表，给许多政府领导人提供咨询。此外，我还谈及那个夏天发生的一些新趣闻，诸如联合国解决“钻石冲突”，反对美国海军轰炸部队继续在位于波多黎各近海的别克斯岛上训练，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新组织来保护世界各地宗教圣地，以及致力于因所谓的伊朗间谍的罪名而被捕入狱的13名犹太人的协商释放。对于自己的作品、演讲和政治活动，我谈的很少。

在讲话过后的问答环节，许多年轻朋友都表示渴望在这些计划中提供帮助，有人还问到我怎么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所有这些事情。午餐结束后，当我返回办公室时，我觉得我真的是在消耗时间和精力。我坐到办公桌前准备查看文件，我惊慌地发现自己头痛得厉害，完全读不进去东西。我竟然不知道所有的痛苦已经摆脱了防守，正冲进我的脑袋，而我刚刚向那些年轻的暑期实习生所描绘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也即将发生改变。

正在我头痛时，一位年轻的律师黛安·诺克斯和她的秘书凯茜·富勒，决定叫姬莲、我的医生和救护车过来，我很愚蠢很顽固地拒绝。即使救护人员把我推出办公室，我仍然反对地说“这只是小头痛而已”。后来我才知道，正是黛安和凯茜的及时帮助把我从严重的脑损伤甚至死亡边缘抢救了回来。多年以前，我曾向一位年长的同事发誓说：“我永远不会退休，除非他们将我抬出去。”那一天他们就是那样做的。

我一被送到纽约康奈尔医院急救室，急诊护士便立即诊断我小脑出血或小脑中风。一位年轻的住院部医生首先检查外伤，他告诉我说：“下面这些问题会让你放松一点。”

问：“你知道你在哪儿吗？”

答：“纽约市。”

问：“今年是哪一年？”

答：“2001年。”

问：“去年谁当选总统？”

答：“我和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问题在严格意义上的正确答案，这个问题也没有使我感觉好一些。”（我认为乔治·Ｗ.布什没有“当选”。他输了，却通过毫无法律依据、完全依靠党派性的最高法院的决议才得以上任。)

问：“你的表格写着你是一名律师。是哪种？税务律师？”

答：“不，医疗事故的（我开玩笑地说)。最好小心点儿。”

那时，我已经被推进手术室做手术以便排出大脑中的淤血。纽约康奈尔医疗中心的神经学主任告诉姬莲说：“取消3个月内的所有事情。”

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不知道现在是何年何月了。我试着往办公室打电话，却发现我看不了电话簿。我周身尽是输液管和吊瓶，发现自己挪动身体每个部位时都会痛，我叫人来帮忙但没人回应。我试着离床按响警报器，一个看护跑进来，像摔跤似的把我弄回到床上。任何先前认为自己不会被打挎的错觉瞬间化为乌有。

神经外科医生向我快速汇报了所发生的情况，又问我是否还有什么问题。我只是半开玩笑地回答：“第一个，为什么是我？”他说没有一个医学答案会使我满意的，我比大多数中风患者都幸运，因为我还能走。我问他对我来说走这么多路，游泳游那么多圈，吃那么多无味低脂肪的食物是不是在浪费时间。他镇定地回答：“那不叫浪费——那就是为什么你还能在这跟我说话的原因。”

我的中风没有明显的起因。我没有高血压史、高胆固醇史、糖尿病史和血栓史。我的心脏早年已接受治疗并有所好转。我从来不吸烟，不超重，我还规律地做运动。但我还是中风了。很明显，脆弱的血管出血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明显的：2001年的7月，我终于“血债血偿”了。早些年里，我的青春和健康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尤其是在白宫工作和竞选总统期间，在1986年以前的几次竞选期间以及十几年的国际商务旅行期间，我通过多年的失眠来虐待自己的身体。1983年，我在跑完纽约市马拉松赛跑后又马上飞往东京，也许这就是一种惩罚身体的愚蠢方式。2001年的头半年里，我乘坐夜间航班从纽约飞往外国，通常第二天晚上又再飞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