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中风给我大脑右前垂体带来的损伤导致我患上一种叫视觉失认症的疾病。那种病使我看物体时只能看清它的基本组成但总是不能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我能认出嘴唇、眼睛和耳朵这样的细节，却不能认出整个熟悉的面孔。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奥列弗·萨克斯写了一本关于这种疾病的书，书名是《错把太太当帽子的人》。我从来没犯过那种错误，但是我有过类似的麻烦，如错把玻璃门当成开着的，错把乡下的邮箱看成一只鹿，错把阴影认作楼梯。当我的眼睛只看到一个单词的结尾时，我对整个单词的判断总是错误。洗手间门上的标志是“男”还是“女”，我看到“呈现”时，我读的是“再现”；一个“国会”这样的单词我会读成“开会”；我看到“竞赛角逐者”，而文章写的却是“酒吧间的男招待者”；总统是“狂怒的”还是仅仅“好奇的”？离开医院的时候我左边的视觉区还是完全看不见，我只能看到沿街开来的汽车的后半部分，真是离奇的视觉。

中风之后的第一个月里，我尽力使自己不要自悲自怜，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还能完成什么的问题上。但是，几个月以后，每天的发现都是我的视力没有任何好转，这使我有了新的认识——我能做的所有事现在再也做不了了。医生告诉我说：“中风把你击垮了。”确实——激情、雄心、希望、兴趣、能力、耐力，甚至感情的投入全都消失了，以至于我们几乎感悟不到两个月以后，9月11日那天的袭击和此后我们国家的动乱。病痛很长一段时间消磨着我的乐观、我的耐性、我的决定、我的欢乐，甚至我短暂的理性。

我的性情变了。我变得很沮丧，并时常想起我母亲的病，想起肯尼迪遇刺，想起我所知道的包括肯尼迪父亲在内其他中风患者的命运。我想起1986年和罗伯特去海厄尼斯港与他父母共进午餐时的情景；想起肯尼迪大使由于不能与他的儿子交谈而眼含泪水，情景是多么令人悲伤。

我悲伤地同情着我最喜欢的法国著名剧作家艾德蒙德·罗斯坦德。在创作的《大鼻子情圣》中，在最后一幕，当西哈诺头缠着绷带一瘸一拐地走向他挚爱的罗珊时，他的话语是那么低沉。多年来在经受所有的打击仍死里逃生之后，他“被一名卑微的下人算计，从背后用木块砸死”。整个经历是死亡的象征，让我想起了1963年11月22日我已经得到教训——生活是完全不可预料的。

我知道我得控制住愤怒和悲伤，抑制沮丧的任何信号或想法，医生说那样很容易导致大脑血流量降低。我不相信自己曾经真正地患上临床抑郁症。但是我承认在出院的第一个星期里，我的确被严重的忧郁和疲惫吞噬了。看不到，不能正常行走，不能无痛苦地移动头部，我发现无助和无望是那么强大。在医院的第一周，姬莲已经承受了我病情严重时的紧张和担忧，而其他人则负责安慰我照料我。随后她又面临新的挑战。我郁郁寡欢、烦躁易怒、令人厌恶，但我感受到她更多的、永无止境的耐心，意识到她为安慰我这个怪人所做的努力，以及她为了我的安宁而突然间承担起责任。病后的第一年里，我经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在生命中穿梭，表演戏剧中的情节，向下凝望一个新的世界舞台。我完全换了另一种角度看待自己：住在特德·索伦森的身体里，扮演着他的角色，按他的时间表行事，遵守他的承诺，发表他的观点——然而不知何故，我奇妙地分裂了。

有时，我耳边会出现美国老汽车工人唱的歌，1960年，我准备肯尼迪在底特律竞选演讲时曾引用过一段歌词：

谁要照顾我，

当我白发苍苍不能工作，

而又尚存一丝气息？

生活不全是忧郁。在头几周里我还是会笑的。先前，我和姬莲拜访慈善家阿瑟·罗斯时，我和阿瑟曾在他的牙买加庄园进行一场高尔夫球比赛。那时他已经92岁了，还是一个高尔夫球爱好者。令他失望而令我惊奇的是，比赛下来，我略胜一筹，我可不是什么高尔夫球能手啊。几个月后，我中风后了，他打电话来，我问他在年老时是否也中风过，他说没有。我开玩笑地说：“阿瑟，生活如果像高尔夫比赛，那我又领先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