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和后来回到家里，姬莲给我读了充满希望和快乐的信件和手机短信，它们有的来自家人、朋友和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有的来自我华盛顿那几年的朋友，还有其他人，包括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阿尔·戈尔、内布拉斯加州的前国会议员鲍勃·凯瑞，等等。在医院分娩的产妇给我写信说道：“你在纽约是内布拉斯加的领头羊，我们需要你回到原来的位置。” 如果历史学家看到这封来自赫鲁晓夫的孙女的友好来信时，他们能说什么呢？我的哥哥罗伯特发给我来自《体育晨报》的一篇关于先前丹麦自行车比赛的报道，标题为《这些年来索伦森仍骑脚踏车》。家人和朋友们的支持使情况扭转了。

我忍不住想起1954年的秋天，那时肯尼迪背部疼痛，手拄拐杖，他非但没有放弃，还做了重大的脊椎手术。考虑到身体的其他疾病，他很清楚这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面对我中风的结果，我的家人和好友没有一个向绝望屈服——相反，他们充满了希望和勇气。

姬莲知道希望是最好的药物，她向我保证在我出院之后，会回到庞德里奇的家中修养恢复。在那里，我开始简单地走动。起初很慢、很小心，后来去游泳，再后来接受朋友和他们家人的拜访。我还拜访了我勇敢的邻居，《超人》的扮演者克里斯托弗·里夫。一次骑车事故使他的脊椎受伤，他最终无法行动只能坐在轮椅上。尽管他的情形如此，他的精神境界却很高。他对干细胞及其他医学研究的造诣很深，甚至他每天练习的养生法都是如此鼓舞人心，于是我决心不让自己由于体力限制而虚度我生命中最后的篇章。

从庞德里奇回到纽约后，我的身体恢复得很慢。一周周过去，可我的身体还是很疼。我终日待在家里，时间从2001年跨进2002年，我仍然不能看清东西。我逐渐变得自暴自弃。十几年前，我的朋友霍华德·塞缪尔——一个失败的民主党政治家，在一次政治宴会上坐在我旁边，他甚至都没受到邀请。席间他闷闷不乐地说，他已经不能再参加游行了。现在我终于感同身受，但我最终决定不再做一个卧病在家的病人，有许多游行我仍然是可以参与其中的。我开始到外面行走，到我的办公室，到我医生的办公室。我去西奈山医院做定期复健，然后再从那里走两英里半的路回家。即使我的家庭护理说她不允许我走出她的视线，但她又不能走那么远的路。毫无疑问，她疼痛的双脚促使她早早便转去看护其他病人。不久，我重新开始了长时间的行走练习，徒步去赴所有的约会和会议。

近几年，我已经能勉强地躲过汽车和自行车，但偶尔还是会撞到行人。我就像《欲望号街车》的女主角一样，“依赖陌生人的好心”，我也依赖我对路线的熟悉。当我看到一个总是混乱的世界时，我只能依赖我对路线的熟悉。我发现我很难看到红灯，马路边总是很远，人行道好像被建筑物、行人和流浪的孩子堵住了。我提醒律师同事们那些我们在法律学校学习过的“行人法则”，我告诉他们：“你一定没有见过真正谨慎的人，除非你见过我过纽约大街。”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奇迹发生，突然从痛苦的深渊重新走进明媚阳光里，没有戏剧性的苏醒，没有灵丹妙药，也没有不期而至的惊喜瞬间。这是一个漫长又渐进的过程，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么多的细微变化。即使我当时对一些治疗存有质疑，但它们奏效了。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很抱歉将我的大多数时间都耗费在身体的护理上。遗憾的是，中风还是影响了我这5年的生活，我对近几年的事情做了许多规划，哪件做完接着哪件的计划非常清晰。对我来说，每当一个新的7月20日到来时，我仍健在，尤其当我想起中风之后发烧有多高时，我就算完成了使命。那时多活6天都让人觉得难以置信，更别说6年。所有的这一切，全都是我亲爱的家人、朋友和一支高级的值得信任的医疗队伍的功劳。

中风之后，大多数人断言我丰富多彩的日子已经结束。1960年到1961年总统换届过渡期间，我建议肯尼迪不要在7月20日之前干涉白宫的决议，即使前一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一名“投机”总统，但他仍旧是总统，在他离开位置之前，他仍旧拥有总统的所有权力。只要我还有生活的权力，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运用自己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