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知道，麦凯恩竞选总部的通讯小组竟然是和所有其他美国人在同一时间得知约翰的副总统候选人的。此外，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我的家人、朋友与政界同事都接到了严格的指令，要求他们不许和媒体有任何接触。因此，尽管各大报社电台无孔不入，种种调查铺天盖地而来，他们从我们的国家新闻机构工作人员身上还是一无所获。在他们的报道中，除了一些从互联网上东拼西凑的捕风捉影之词，就是极少数左翼的阿拉斯加州博客的无稽之谈。

8月29日，约翰的声明刚一发布，立即就有大批国家记者和反对派的调查人员涌进阿拉斯加州。他们的确有一些真正的报道，但更多人却是不惜手段挖掘个人隐私，一位反对派调查人员在瓦西拉所有的商店里挨家挨户地打听：“莎拉?佩林在这里买过酒吗？”显然，这些身穿黑色西装、随身携带手提电脑的内地人与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他们从来都没有到过阿拉斯加州，所以对这里的政治情况只有一知半解。但是，当那些身在纽约或者华盛顿的编辑们为了每小时的即时新闻的素材而疯狂叫嚣时，他们便无所不用其极，捕捉到什么就写什么，其中包括竞选失利的政界对手、精神失常的博客作家、卖莎拉三明治的女人和瓦西拉市上出了名的疯子，至于这些素材是真是假，他们才懒得过问呢。不过，这些所谓的“可靠消息来源”是否像媒体所宣称的那样“可靠”，对于了解事实真相的阿拉斯加州人来说，不言自明。

你是否还记得我在竞选瓦西拉市长时的对手约翰?斯坦？这一次，他可是忙得不亦乐乎。8月29日我刚刚被提名的时候，他立即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并在文中称我为“禁书人”：

佩林在担任市长的期间习惯让宗教思想左右她的政策。她曾经到图书馆询问有关禁书的程序，因为在她的拥护者看来，那些书籍中含有不适当的措辞。她的行为让图书馆馆长感到瞠目结舌。

这真是一石掀起千层浪。转眼间，我已经变成一个从北方骑着扫把横飞而来焚书坑儒的福音主义极端分子。当然，记者们犯不着为了我去澄清事实报道真相啊。

有关我禁书的谣传立即不胫而走，尽管这些所谓的“禁书”或者已经开始在网上发售，或者当时根本还没有出版，但是仍然有人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此后，这些奇谈怪论便一个接着一个，从强奸证据到格拉维纳大桥，愈演愈烈。只要媒体还有一点点职业操守，这些谎言便可以揭破。但是，它们却在选举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此时，（以兰迪?鲁德里奇为首的）阿拉斯加州共和党显然决定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

在布里斯托尔一事上，新闻界的做法又有不同。她怀孕的消息一经传出，媒体就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一改往日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一次，有些记者（还有许多博客作家）给我们定了“伪善”罪。一夜之间，竟然冒出了众多的自由派评论人士为青少年怀孕现象感到痛心疾首，为传统道德价值观摇旗呐喊，这真让我感到大惑不解。他们的语调也如出一辙：“如果莎拉?佩林连自己的女儿都管不住，她又怎么能够当好副总统呢？”

还有，这些记者振振有词地说，我曾经提倡在公立学校进行禁欲教育。“看到了吗？”他们说，“她这套连自己的女儿都不听。”

在这件事上完全是新闻界媒体断章取义。关于性教育，我只作过一次评论。在一次州长选举人的问答活动中，有人问我，对于在公立学校中开展禁欲教育和“露骨”的性教育——也就是对“怎么戴避孕套”等问题进行示范讲解的课程，我究竟支持哪一种。鉴于只有这两种选择，我的回答是，与“露骨”的性教育相比，我支持禁欲教育。但我从没有表示自己不支持采取避孕措施，相反，我非常支持。我还向他们解释说，我很久以前就一直向“尊重生命女权运动”定期捐款，这是一个反对堕胎合法化，但不反对采取避孕措施的女权主义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