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准备过程中，有人一叠接一叠地为我拿来用橡皮筋扎着的索引卡，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得带着这些卡片。对于他们不辞劳苦的精神，我表示十分感激。不过，这些卡片倒是很好玩，因为在每张卡片的正面都写着一个问题，而反面却罗列了一大堆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答非所问的词句。比如说：

正面：美国在全球安全方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反面：参议员麦凯恩和我都是乐观主义者。我们爱我们的祖国。事实证明，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领导美国。

或者：我认为美国是一支维护世界正义的力量。关于这一点，曾经有过一个美丽的比喻——我们是山峰上最亮丽的那座城市。

或者：虽然我们并不完美，但是我们不会为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代表着什么而表示歉意。我们从以往的过失中吸取教训，却从不怀疑我们善良的本质。

说得很好。可是我们在世界上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又和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

另一张卡片的正面写着：“怎样才能赢得阿富汗战争？”

反面：如果阿富汗不再由塔利班统治，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我对准备工作负责人说：“这些很好，不过他们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赢得阿富汗战争啊。”

“是的，”有人回答，“但是你不一定非要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呢？”我问。

归根结蒂，这些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但是我却不能像一位政治家那样做到含糊其辞。最夸张的是，对于其中有一个问题，光是这些模棱两可的回答就写了差不多十张卡片。最后，我不禁暗想：好家伙，他们这到底是想要我念哪一个答案呢？

其实，我这里也有一个主意，我可以老老实实地回答这个问题。“是的！美国应当在全球安全中领导世界。我们应当开发国内资源、增加粮食产量。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不应当愧疚……”

其中的一叠卡片被我留作纪念。我希望自己留下它们是因为自己曾经在卡片的边缘随手写了不少注释，比如说“我要回答问题，管它呢！”不过，也许这些注释不适合对民众公开吧。

我仿佛听到他们说：“我们就喜欢你本来的样子，别管那一套了！”

于是我很快开始反思自己开诚布公回答问题的方式，这种对待公众与媒体的态度让我能够更好地服务选民。我喜欢这种直截了当的风格，因为这意味着我不用挖空心思胡编乱造、故弄玄虚，也不用绞尽脑汁去回想上一次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同样，阿拉斯加州的记者也很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我从来都不会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瞻前顾后、语焉不详。

不过现在看来，我们的计划似乎是先听问题，然后从那些已经拟好的模棱两可的答案中选出一个。除了对于少数几个人以外，这些答案没有任何意义。有一次，我们在费城进行演练的过程中，我一字一句地按照卡片上的一个答案作答，但是马克突然朝我大喊：“错了，州长！错了，错了，错了！”

“你说的‘错了’是什么意思？你们到底想让我说什么？在这间屋子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你自己看看这张卡片，这可是你们这些人写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本来应当这样说：“嗯，我明白了。最近我们的支持率不高，所以这场辩论至关重要，可是大家都闷在这间黑乎乎的屋子里你争我吵根本于事无补。因此，我们都应该先到外面透透气，回来再理智地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我却没有这样说，至于该如何处理每个人的不同意见他们仍然各执一词。那天早上，当这数百张提示卡片的筛选工作变得越来越让他们垂头丧气手时，我不禁想起，有一年我的儿子常常因为被罚暂停出赛而懊恼不已，当时我的身上穿着纽约游骑兵冰球队的队服，所以我记得十分清楚。每一次比赛过后，冰场上的这些烦恼都让特拉克变得不知所措，于是我就会敲敲罚球间的有机玻璃，然后问他：“就算再好的球员，老是待在罚球间里垂头丧气对比赛有什么益处？到外面去，狠狠滑，不要犯规，别忘了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