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收集的资料显示，中国商朝前后的历史与阿拉伯半岛的历史肯定相关。从语言的扩散情况看，在大约3500年前全球人类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可以从语言研究方面得到一些证据。其实从后来中国有大批的回民这一事实就可以推导出这一结论，从那里到中国来并不那么困难，他们一直都有同样来到中国的动力与通道。

按照我的逻辑，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潜在的“回民”。从地理与气候上，我们没有明显的理由说，大约4000年前与近2000年内这个时段有什么根本的条件改变而扰乱了中东诸多民族一直向中国迁徙交流的规律。这些走向中国的渠道从远古至今一直都存在，只是我们不把唐宋之前迁徙过来的人们称呼为“回民”罢了。

今天“回民”人口大约为900万，在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满族人口位居第三。如此多的存在量似乎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当然，“回民”并非全部是从阿拉伯半岛来的，但这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回民”今天分散的地区也给了我们另外的启发。他们集中在宁夏、青海、新疆、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天津、北京等偏北地区。

从地中海西岸到东岸，从阿拉伯半岛到中国内地，有一种文字在广泛使用，尽管它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但总的来说围绕着“迦南文字”和“腓尼基文字”展开。这一语言痕迹提示我们，“阿拉伯化”实际上并非是随着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开始的一场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亚伯拉罕为“多国的父”（《圣经》语）一点也不是夸张，他子孙后代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像能力，以上提到的两种语言都与亚伯拉罕的后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祖先，阿拉伯人同样也承认他为祖先。

3300年前的中国脱离了“腓尼基文”的字母文字系统，转向一种发音的象形文字甲骨文，目前看“（原始）南阿文字①”是与其最接近的一种文字，两者有可能为同源。此外，“南阿文字”目前还有一个分支存在，它是埃塞俄比亚的国语：阿姆哈拉语（Amharic）。

有人说，我手头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甲骨文源于“南阿”文，倒有可能传播的渠道是相反的。有人问道：为什么“南阿”文字不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呢？这个可能性也存在。

尽管一般人认为“南阿”文字起源于“原始迦南”文字，时间可能早到公元前1500年，但是通常意义的“南阿”文字出现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当然有可能从中国传播过去。成熟期的“南阿”只出现于南部沿阿拉伯海附近地区，这里正是通往中国的最近的中东港口，假如当初中东就是世界文明的核心，从这里出发并在东亚等地繁殖一些近亲文明是可以理解的。最终这种文字在埃塞俄比亚落脚，说明了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地区之间可能有过的密切文化、政治联系。

我之所以倾向于“南阿”为甲骨文的源头，主要理由为：1，甲骨文比“南阿”复杂，一般来说，源头应该简单；2，当时中东文明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文明整体更发达。当然，这些理由并不十分充分。其实“南阿”文字的许多符号在中国远古就存在，比如仰韶以及夏文化里就有出现。到底谁影响了谁，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已经可以确定的是，两地之间有联系。

让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阿拉伯地区包括哪些国家，这个事实可以启发我们对于古代历史的认识，因为文化的传播一般因为相对稳定的地理条件是有规律性的。当然完全以今天的“阿拉伯地区”来归结3000年前的“文明同化区”是不严谨的，但有参考总比没有好。史前史的委屈就在这里，总得用一些“不严谨”来替代空白。我们的许多有价值的线索都不得不建立在一些“不严谨”之上。好在我们知道这一缺陷，对之保持一定的警惕就可以了，因为并非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是类比，某些地方我们还是有铁的证据。我们的任务是探索，是资料的积累，不是赌博，所以冒险不仅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须的。

阿拉伯人聚居的阿拉伯半岛面积300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今日中国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只有3000多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

古代中东的核心发达地区，包括两河流域、波斯、埃及以及希腊，比今天的中国版图大不了太多，估计唐代或者清代时期中国的最大版图面积与之较为接近。假如把“中东”考虑为一个整体有些假设就比较好理解了。因为我们能很好地理解中国版图内发生的任何交流，中国人不怀疑远古时期中国人曾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来回穿梭，那么中东内部的交流也应当不存在问题。既然在如此大的区域内交流不存在问题，那么中国这个板块与中东板块之间的交流也不应该存在问题。这个比喻更形象一些。

今天的“阿拉伯地区”涉及到亚非欧三大洲，尽管狭义上的阿拉伯人只指那些操阿拉伯语的人群以及主要集中在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人们，但广义上的阿拉伯世界却要广大得多。有22个国家明确属于“阿拉伯世界”，包括：也门、沙特阿拉伯、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特尔、巴林、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埃及、苏丹、索马里、吉布提、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位于莫桑比克海峡的科摩罗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