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半岛与其他地方相比有其特殊之处。它地处古代世界两大文明之间，北部是“两河流域”，南方与古埃及相连，所以阿拉伯地区在上古深受南北两大文明的影响。甚至可以说，阿拉伯半岛串起了两大文明，承担起了两大文明的融合与传播的重任，这一传播通道不仅包括北方的西奈半岛，也包括了红海南端狭窄的曼德海峡。西奈半岛与曼德海峡由于承担重要的交流中枢功能，所以这两个地区在古埃及与两河文明辉煌时期也成为非常特殊的发达地区，他们也随着这两大文明的陨落而衰败。

假如由阿拉伯人向中东之外的区域传播文明，在许多方面肯定会给人许多“似是而非”的感觉，既像两河流域又像古埃及文明，最后就只能肯定他们属于独立的一种文明。比如在中国的某些文明经常因为这样的似是而非而难下结论，因为不能完全对应。再加上本土化，所以寻找古代的一些文明根源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尽管阿拉伯半岛的上古历史残缺不全，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那里曾经存在过的高频率人群流动现象，并且历史确实记载了他们曾经群体外迁的一些事实，不过很遗憾并不具体，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去向哪里。迫使这一事件的发生，我认为可能与沙漠化有一定的关系。

这里由于三面环水，所以还是“海上民族”的栖息地。地中海东岸善水的腓尼基人在环非洲航行之后被埃及法老称为“地中海的马车夫”。可以说沿海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到处都有腓尼基人的痕迹。甚至距离地中海最远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阿曼地区都是古代腓尼基人的落脚地，可见腓尼基人影响之大①。这一有据可查的历史现象也引发了另一问题：腓尼基文字为什么会广泛传播，甚至中国夏都（今天河南偃师）以及西北地区也竟然有腓尼基文字出现。这说明，他们人到哪里，他们的文明便传播到哪里。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方向说，假如这些人自古与东亚地区的人们有密切联系，那么他们到哪里就会把部分中国本土积累的文明包括文字带向哪里。

假如不考虑详细真实的道路的话，直线距离今天中国最近的阿拉伯地区是阿曼湾的阿曼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们到中国境内的西北地区只需经过伊朗、阿富汗，大约只1000公里多一点即可进入中国境内。

距离阿曼湾不远处的也门与阿曼有着近似的民族与文化成分。但也门由于面临红海、与古埃及相邻、把守亚丁湾的进出口、生产香料这些优势，在3000多年前它很快成长为一个势力强大的国家，所以也门很可能选择了另外一个与中国的交接点：从中国南部与东部海路，进入中原。这个动力部分来自商业的巨大利润，也可能在沙漠化的威胁之下有寻找另外一个家园的急迫任务。

此外，应该重视阿拉伯半岛与中国的另一个交接点，就是地中海东岸地区与中国西北的陆地区域。

由于7世纪的伊斯兰教运动，我们很难看到之前的阿拉伯历史，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历史研究不太充分，尤其是南部阿拉伯地区更是薄弱环节。我找到的资料都是一鳞半爪，拼凑不可避免。这也给我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严谨”的学者必须以放弃研究为代价去保全“严谨”的名节，但我愿意承担着“牵强附会”的恶名先行去探险。

首先我们应该清楚一个概念：“南部阿拉伯”文字不是一般我们说的“阿拉伯文字”，它是一种具有象形特征与古埃及象形文字有一定继承关系的文字。“南部阿拉伯文字”与“阿拉伯文字”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字体系，尽管最初两者是同源的，那就是“原始迦南文字”衍生出腓尼基文字，然后才有了“阿拉伯文字”；而“南部阿拉伯文字”却与腓尼基文字并行发展为另外一个体系，这个支系的继承者为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

这些文字的现状与变化可粗略勾勒出一幅历史的演变轨迹。大约3700年前，腓尼基人和阿拉伯人曾经广泛深入到过中国西北地区，无论他们从地中海东部直接过去还是从阿曼湾经伊朗、阿富汗到达，中国的仰韶文化区与夏朝统治区均留下了阿拉伯半岛人们的“手迹”。当然，我们甚至可以怀疑迦南文字以及腓尼基文字都是从中国生发演变并流传过去的。

但是在中国的东部明显有另外一拨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力。这批人来自中国本地，还是外部的不同民族影响了他们，没有答案，总之甲骨文神秘地出现。实际上中国的甲骨文包含了许多现有已知的古老文字，它基本上遵循了中东象形文字的逻辑，但是就基本材料上（即相当于偏旁部首或者常用符号上）却明显囊括了“腓尼基文字”、“南阿文字”、甚至“希腊文字”等。这个文字特征说明了在甲骨文字产生的时代，中国地区与以上这些文字的使用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有拼凑起来的证据就我自己看来已经是“铁证如山”：有文字上的，如甲骨文与“南阿”的神秘联系；有实物上的，如大量阿拉伯绥贝在河南殷墟的发掘，亚丁湾海贝在四川“三星堆”的发现等；红海到中国之间古代航海的可能性已得到多方面验证――也门人认为至少在商朝期间两地就有联系。南部阿拉伯地区（也门）在3000年前“香料王国”时期的突然崛起更是他们可以把政治势力扩张到远东去的重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