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得出结论，中国的商朝从文化到政治王权以及经济命脉，甚至宗教，与也门“麦因王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两地文字的关联，殷墟中阿拉伯绥贝的大批出现，还有明显欧罗巴人种和尼格罗人种的石雕人像在殷墟的出土，都向我们表明：中国商朝一定与古代南部阿拉伯地区有着频繁联系！

或许有人会在这里希望我评价半年前出版的《向东》一书的体系，因为这里的叙述与那本书里的“夏商周”起源有一定差距。本书采用的是直接的世俗话语，而《向东》一书采用的是《圣经》的宗教话语体系，两者采用不同“语言”描述同一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南辕北辙，但事实上可能存在着许多我们尚未看见的关联。企图否定《圣经》的联系不仅为时尚早，而且从逻辑角度又像是在犯“严谨”的错误。不要急于去否定那些没有充分根据否定的资料，包括《圣经》。《圣经》不仅是我们几乎惟一的资料来源，而且某些部分还是相当可信的资料来源，我会一遍遍重读《圣经》来补充我的思考。

估计会有人再次提出人种问题，我有个简单的说法。中国西部与东部的居民有同宗的成分，他们最终有些差异也是正常的。人种或面貌的成因很复杂，首先是因为环境的相对隔绝造成的各自特点。30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人与中东人发展成目前各自的样子更是有情可原。同时还要加入人口流动的因素。至于中原地区的人种形成，每一次来到中国腹地的人们都会把男性战俘杀掉，留下女性，久而久之，中原的人种特点显示出的实际上是这个地方的女人原有的特点，而不是后来到达这里的（男性）征服者的人种特点，这个因素一定也要考虑进去，因为“夏商周三代”之前中国地区是有人的。

中国的西部地区，主要指新疆人，他们部分人在我看来属于以色列在2700年前“失落的10个部落”，他们是整个家族全部迁徙而来的，男女配偶多是原汁原味的欧罗巴人种。这就是中国境内东西部差别形成的主要原因。一般回民则因为在婚姻中不与外族通婚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他们的人种特点。实际上大家多数都是同源，只是到达中国时间的早晚以及生活习惯的差异才使几个群体看起来不同。几千年来不同的饮食习惯相信也是可以改变一些面貌特征的。假如说“回民”是唐以后从阿拉伯地区而来的人，那么中国汉人很大一部分就是从4000年前一直到唐代的早期“回民”，两者的区别只取决于时间早晚与混血程度。

但无论如何，我关注“差异”胜过关注“统一”，为什么东亚地区有相对统一的特点而与外部形成整体的差异，我认为大约在夏前后可能有一个民族曾经在东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由于这个群体的人口基数很大，所以大多数的后来者都被他们同化为今天的所谓蒙古人种。我推测他们为夏人，或者距离夏很近的之前的一批人，是来自红海的黑白混血人。

假如有人问到“三代”时期外来民族的密度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参考美国建国后的外来人口问题。我们以黑人奴隶贸易的结果来看就很清楚了，即便远隔重洋，即便黑人极力抗争，依然有如此之多的黑人最终在美国落地生根。黑人在美国今天的成分或许可以约略可以看做“三代”移民在中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