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世界人名后面加“丁”这个发音习惯很常见,“丁”的意思是“宗教”,如“塔吉丁”、“萨法丁”、“萨拉丁”等。
核查中国的商王列表,18代(30个)商王中竟然有7人名中有“丁”。请注意,他们与阿拉伯地区的命名顺序都是一样的:名后带“丁”,“丁”出现于名字的最后,一个例外都没有。他们是:“太丁”、“沃丁”、“仲丁”、“祖丁”、“武丁”、“康丁”、“文武丁”。
对于这个“丁”或许还有人认为我又在牵强附会,因为在商王名字里,“天干”序号反复出现,“丁”只是“甲乙丙丁”之“丁”。这个“丁”是属于“天干”,但同时不可否认,还有一种可能――它正是因为“宗教”(或“信仰”)的含义才被纳入“甲乙丙丁”的“天干”序列。①
我在《历史也疯狂》一书最后一文中说过,“甲”就是“太阳”崇拜,“乙”就是“蛇”崇拜。也就是说,“丁”这个字在具有“天干”顺序含义的同时不排除它有以“宗教”、“信仰”的本意进入商王的命名习惯,并且位列“第三”。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因为第一个原因就轻易抛弃这条线索。
我觉得以往在研究史前史时,人们过分强调“严谨”,过分注意学术研究方法在伦理层面的价值,惟恐被一些无聊的人指责为“牵强附会”、“胡说八道”,而不敢利用现有资料大胆试错,轻易否定了一些本来已属难得的证据,结果使得史前研究裹足不前。我再一次强调,史前研究由于资料难得,需要多使用所谓“牵强附会”的“加法”,而不要使用“严谨”的“减法”,否则就是自取灭亡,自寻短见。中国人恐怕过多注意“小心求证”这一端,而忘记要“大胆假设”了,这可能正中了朱大可先生所说的“中国史学界正在成为猥琐考据或庸俗实用主义的天堂”的结论。
假如上面的“丁”大家认为是特例而不足为证,我们还有其他的例证可以继续补充论证。假如仅只因为说服力薄弱而放弃这些证据,在我看来简直是犯罪。其实中国“天干”的起源本身还是个谜,或许弄清楚“天干”的起源后,商王名字里的“丁”的意义也就清楚了。
商王名字里还出现了“甲”,“乙”,“丙”等一系列“天干”。按照张光直的一种推论,30位商王很可能并非出自严格的一个家族,而是几个王族轮流执政,那么被称呼为“丁”的这个家族可以考虑来自一个家族之内,他们因为统一的一个信仰或者一个命名习惯而出现于商王的队列之中。其他称呼为“甲”的可以考虑有“太阳”崇拜,称呼为“乙”的可以考虑有“蛇”崇拜,名字带“丁”的一方面可以考虑是某种宗教的特指,比如“萨满教”等。“干支”体系的运用被商的后裔非常看重,这似乎是一个与商朝基本同期而起的一个文化现象。
有关“丁”的疑问可以继续留意,它不是惟一得到怀疑的问题。商王名字中还有更为惊讶的发现。把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再说他们是巧合似乎就说不过去了,因为太多了,加起来他们将是四个元素的巧合:两个字以及他们的顺序。
同时期也门贵族和国王都有叫“祖”的习惯,比如也门人说“祖?里丹”,意思就是“里丹”这个地区的“领袖”、“国王”等。“祖”的意思为“最高领袖”、“大酋长”等。商王里面竟然有5人次以“祖”命名:祖乙、祖辛、祖丁、祖庚、祖甲。
“祖”的使用规律只出现于也门人名的前面,而这5个中国商王名字的“祖”竟然也全部出现在名前,两地的命名规律一模一样、分毫不差!“?”这个分字符是现代人发明的标点符号,假如商王知道我辈的标点使用方法,那么以上中国商王的名字将是:“祖?乙”、“祖?辛”、“祖?丁”、“祖?庚”、“祖?甲”。继续的推论是,中国在商朝期间有十个按照天干分出的不同地区或家族。实际上很可能是九个州围拱于一个核心的王。
无论是“丁”还是“祖”其实都能看出来,这都不是商王的名字。除“汤”之外我们还知道“纣”实际上就是“帝辛”。所以上面提及的多是商王的封号,更能看出来“祖”实际上就是类似“大酋长”或“国王”的一种称谓。我猜想,或许在商朝时期,某些“大酋长”具有祭司的身份,某些朝又没有这个身份,所以他们的名字有一些分别。我们知道“武丁”在为王的同时也具备“大祭司”的身份,在甲骨文里不断出现的由他主持甲骨占卜的记载也部分证明了这一点。
许多人说从商朝的宗教信仰系统里隐约可看到“上帝”崇拜的痕迹,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商朝的“上帝”古音接近“Shadai”,与同期犹太人的发音接近。还有人认为甲骨文的组字规律里似乎隐藏着《圣经》的某些宗教意味,甚至有专著出版解释类似的见解(指“Genesis and the Mystery Confucius Couldn’t Solve”、“The Discovery of Genesis”),比如“贪婪”的“婪”指一个(女)人在林下受到诱惑,就是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对照也门当时的情况,应该说这是比较可信的。很早也门地区就接触到了犹太教,不过他们主要还是拜物教。这也合乎中国商朝的情况,因为占卜是犹太教不允许的,商朝却同时盛行占卜。不同的文化因素有时会统一在某种文明中。无论如何,中国的商朝宗教是个可深加探索的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