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朝时期有一件事与两个人一直引起史学的争论。这就是“周穆王”西巡拜访“西王母”的事件。这个“西王母”会是声名显赫的示巴女王吗？

“周穆王”之所以称为“穆”很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但我还是想提请读者注意，从阿拉伯地区到中国转化的汉人除了许多人转姓“蒲”（取Abu）、“苏”、“李”、“安”等等，姓“穆”会更容易理解，因为在阿拉伯地区以“穆”打头的名字实在是太多了。另外，在也门某些古代国家首领就是“穆卡拉布”。“穆王”这一称呼就有双重的理由推论来自也门附近的“穆王”。

周穆王生活在西周时期，此时为太平盛世、礼仪社会，距离“礼崩乐坏”还有相当长的时间。首先是国内的稳定给他的出访造成了合适的条件。然后是外部国际条件。当时所罗门王国（无论在埃及也好在迦南也罢）以及萨巴王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国，它的所属国首领到外面去做国际访问，安全应该绝对没有问题，而且还会在沿途得到很好的招待。当今哪个小国愿意没事招惹美国呢？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列子?周穆王》（段二）“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贻后世。”

《穆天子传》（卷二）“天子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国隆之葬，以诏后世。”

关于周穆王西游昆仑，有人说此“昆仑”为中国新疆“昆仑”，那里在古代是有一些发达的古城，但是足够远到周穆王见西王母的“十九万（周）里”吗？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从南部阿拉伯半岛出发有一条文明传播道路是从印度河北上进入中国昆仑山的。或许这个地方有过很重要的中转，昆仑是萨巴王国的一个必须中转站。按照中国的说法，西王母就位于中国新疆的昆仑山附近。但是我认为这个地方不足以有个级别高到让中原穆王亲自探望女王的可能，因为这里距离人类的整个文明核心地区太远，穆王应该从这里沿印度河继续前进。我推测，故事中的“赤水”应该为“红海”，而“赤水之阳”恰好就是红海之东的也门。而“昆仑”也有可能是阿拉伯半岛某地。实际上“昆仑”在中国古代就代指过“阿拉伯”。比如“昆仑奴”就是指来自阿拉伯海附近的“黑奴”。或许正是有太多的阿拉伯海附近的黑奴沿上述路线而到达中国的昆仑山一带，所以中国才有“昆仑山”这个名称也未必。

周穆王翻越的“流沙”很可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也可能是“阿拉伯大沙漠”。他赶往探望的人很有可能是当时全球共知的示巴女王。也可能正是由于示巴女王的名气太大，才导致东亚的一国之君动身拜望。

“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意思为：登上高丘仰望红海对岸的黄帝宫殿所在。不过这个确实是没有多少根据的猜测。

我以前推测过“黄帝”可能是“雅各”或“约瑟”，“颛顼”可能为“约瑟”或“约书亚”的音译。这几个被我推测的人物都因与埃及“牧羊王朝”的关系而曾经生活在古埃及。这提示我们，当时尽管海路畅通，但大多数人可能自西北陆路而进入中国内地，蒙古人一直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也是一个证据。从DNA测试看，今天的蒙古人与新疆居民（例如维吾尔人）的血缘关系很近，是不是连带说明了一些问题呢？这个基础是新疆的部分居民就是以色列人的后裔，而他们早期又生活于埃及的“牧羊王朝”，与蒙古人其实同为“炎黄”后裔。

以上似乎太为曲折，从另外一个中国境内的曲折故事可以比较看看，并且这个故事与其既有关联也很有趣。

我认为内蒙古赤峰一带的“夏家店文化”与亚伯拉罕的后人有一定的联系①，不是因为“夏家店”与亚伯拉罕之妻子“夏甲”同音，当然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考虑，主要是因为3000年前那里恰好还生活着一个叫“燕亳”（Yanbo）的民族，我认为它很可能与“亚伯拉罕”（汉语拼音Yabolahan，英语Abraham）直接有关，“燕亳”就是“亚伯”。在大约3000年前，黄帝的后代据说被周人安排在今天的“燕地”，也就是天津附近，他们之间相距大约300多公里，不算很远，我的意思是，很可能“黄帝的后代”与“燕亳”或许是同一群人。围绕这个话题还有更多的疑云或证据。历史上的“吐谷浑”既是人名也是国名，“吐谷浑”也是来自中国东北的“鲜卑人”，我认为“鲜卑”或许是“希伯（来）”人，只是另外一个叫法而已。在这同一个地区，有双重的理由怀疑他们是同一个根源，一个是来自“亚伯拉罕”的“燕亳”人名，另外一个是来自“希伯来人”的“鲜卑”族名；前者来自人名，后者来自族名，但后来都演变为族名了。难道这仅只是巧合吗？对应得如此工整？还有这个地带更北的一个“西伯里亚”没有提及呢。东北亚方向可以总结为一个“西伯文化圈”，怎么去解释他们的关系与现象，我认为结合起来看才是好办法。

这一文化区中的族群属于什么人种呢？苏轼题唐画诗《书韩干二马》曰：“赤髯碧眼老鲜卑，回策如萦独善骑。赭白紫骝俱绝世，马中岳湛有妍姿”。看来唐宋期间鲜卑为“赤髯碧眼”的白种人。不过在今天的汉人中间已经很难看到“赤髯碧眼”之人，只有在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才有一些痕迹，与中原地区的汉人通婚以及他们的四散迁徙是这样的人种特征消失的主要原因。唐代诗人岑参有诗曰：“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也似乎说明了中国北方多为同一类人。并且，特别提到“紫髯绿眼胡人”的音乐之“悲”，在中国境内最著名的“悲声”恐怕就是刺人骨髓的新疆音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