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慕容”姓是“吐谷浑”支系的后代，对今天依然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慕容”家族进行DNA对比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或许从这里我们能找到“黄帝”的线索也未可知呢。对于今天的萨巴犹太人后裔与中国的周族后裔进行大规模的DNA比对，或许也有意外的收获。据说中国的“王”姓多是周人血脉。当然“子”姓可以假设为商人看看。建立一个姓氏DNA对比基因库肯定也可以解决一些民族起源与迁徙史问题。

许多人猜测过周穆王事迹的真伪以及游历道路，但始终没有达成共识。甚至有一位温玉春先生从地名角度论证了“穆传”故事发生在山东省，这就不是“西巡”而是“东游”了。他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对应地名。据说“他的论证很有道理”。我也说说我的看法，说不定更有“道理”。

我在《历史也疯狂》中强调指出，我同意山东是商人的大本营，他们本为“东夷”，后来才入主中原，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肯定了商朝的起源肯定与也门附近地区有紧密联系。商朝看似“东”来，实际上绕了一个弯子，宏观上找根源依然属于“西”来。古人死后埋葬一般头朝向远祖的故土，而“东夷”人据说都朝向东方，连山东的也如此，这说明他们承认他们的祖先来自海上，因为山东以东就是大海，并且他们来自再东的土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那里没有同期比中国更高级的文明，只有绕一个大弯到中东去才符合逻辑，并且那时的人们没有清晰的地理概念，这可能是他们“短视”大海源头的原因所在。古人迁徙时有异地取旧名以纪念故地的习惯，把故乡的名字在新地方重新取一遍，作为第一站落脚的山东这里有些地名与“西方”的故地应该是相同的。假如周穆王实际上西游到了也门方向，温玉春先生却发现他们到了山东，确实是可以“很有道理”的。

异地取同一个地名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比如西晋末年汉族南迁，身在南方怀念北方桑梓，政府为了安抚思乡北人不得不在南方州郡设立了许多原为北方的州郡名称，如“南兖州”、“南徐州”，“南雍州”等。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发生过大面积在北方命名南方州郡的事情。可见仅只依靠地名相似是一种“孤证”，“很有道理”未必等于“真理”。当然任何严肃的探索都是值得赞扬的，但有力的反驳却是残酷的。温先生的考证只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之“西”的有些地名在山东被再次命名了，并且这个文化现象可能潜在说明了古代曾经有东西方人口的大规模迁徙。这个判断前提是，周穆王确实“西”游，而不是“东”游至山东。

我前面是说过，商人死后头朝东是一种“短视”行为，忽略了真正的根源在“西”。那么这里怎么古人就清晰认识到了穆王是“西游”了呢？因为穆王没有走五迷三道的海路，他去时走的陆路。

穆王“西游”时间为公元前989年，穆王在位55年，出游时间为“穆王13～14年”。看来出游时穆王正年轻力壮，“西游”所用大约两年。古代阿拉伯地区一些探险家和旅行家一般类似距离的陆路行程，假如不出意外也是大约2年就可以来回。如公元10世纪一位名叫伊本?法德兰的阿拉伯人去莫斯科以东的萨格里白（疑为“萨格勒布”）传教就是经过11个月抵达的，而作为国君准备充分想必就更便捷迅速一些。从各方面判断，我认为穆王西游是历史事实，而他所拜见的“王母”有可能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示巴女王，时间上很接近，路途假如很近也根本无需花上两年时间！

示巴女王与所罗门联姻时间有人推算为公元前950年，其时女王还能生育，起码年龄在大约12～60岁之间，有传说她当时仍是处女。公元前989年距公元前950年相距39年，穆王拜见示巴女王在先，所罗门召见示巴女王在后。他们之间的年龄有点悬，但基本解释得通，需要更多的资料才能圆满解决某些疑点。假如其中一个年代有误就会把我们引向歧途，不可全信，也不可全否，还是给以后勘误留一点空间。否定得太快太坚决本身就是一种“不严谨”。

还有一个史料使以上的疑问得到解决。传说萨巴王国的国王在所罗门召见示巴女王之前都是女王，所以穆王很可能见到的是前一任或前两任女王也有可能。关于示巴女王的传说本来就可能是几位示巴女王的共同事迹，但我们一般讨论的女王则是一位名字叫Makeda的女人，是她前去拜访了所罗门。

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认为穆王西行应该是可信的历史事实。他在《中国通史》中说“穆王是个大游历家”，“一个天子不会冒险远游，当是西方早有通商的道路”等。我倒是认为，穆王未必是出于单纯的游历取乐，很可能还有其他重要的非“去”不可的理由，他进行的是一种国事访问。他本身名“穆”就很可疑地道出了回到故土根据地的信息。实际上后来示巴女王亲自到所罗门王国去也可能带有秘密的政治目的，有人说示巴女王的国家在那段时间发生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需要借助世界第一大国的国王出面摆平，他们通过联姻最后达成了协议。

据说，陈梦家曾经在殷商卜辞中发现有“西母”①一词，不知是否是“西王母”的简写。这个话题颇可深究。这就说明，不仅周朝有“西王母”，商朝晚期同样有“西王母”。而萨巴王国与麦因王国一直都实行的是女王制，到Makeda这个示巴女王之后才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