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割裂红海沿岸几国之间的联系来分别看待他们与中国夏商周起源之间关系都是危险的，因为那会陷于可以预想的僵局。要知道今天的该地区国家和民族与几千年前有着很大的分别，以今天的国界去切昨天国界的做法是肯定错误的。仅就今天的埃及看，其领土比以往几千年的大多数时代就小了起码一倍。今天的埃及根本无法与当时的埃及帝国的影响力比较。在新王国时期，埃及帝国的疆界曾经北达叙利亚以北，南到埃塞俄比亚地区。

尽管有种种证据说明红海东岸与中国的“三代”有关，尤其萨巴与3300年后的商、周关联更为密切，但也不能忽视当时红海西岸的埃及帝国的影响。

埃及“新王国时代”恰好基本上覆盖了中国的商朝：公元前1567年～公元前1085年。当时埃塞俄比亚部分领土在埃及帝国的版图之下，因距离遥远，埃及派驻了“库仕总督”以控制努比亚地区，这里算是埃及的殖民地。而“库仕总督”一般由王子担任。

今天的苏丹国就是古代受埃及长期控制的“上埃及”地区，尼罗河的第三瀑布到第六瀑布都在苏丹境内。著名的“阿布辛拜勒神庙”（Abu Simbel Tempel）就在距离今天苏丹北部边境大约80公里的地方。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国与埃及之间隔着两个国家：苏丹与厄立特里亚，它们构成了一个大约1000公里的间隔地带。1000公里的距离很容易受到影响但又不至于被严格控制。再考虑到古埃及的首都在北方，那么距离埃塞俄比亚可能就更远一些了，尤其是古都之一的开罗到埃塞俄比亚地区几乎等于北京到广州的遥远了。

假如亚伯拉罕确实是埃及的法老，则我们可以推断，红海两岸在他们的后代中进行了多种政治联姻，也许他们共同组建了中国的商朝，但由于埃及的逐渐衰落，红海东岸的亲戚终于在公元前1330年控制了整个中国商王朝，他们不仅隆重迁都，而且彻底更换了文字体系以志彻底脱离的决心。

比较奇怪的是，夏末之后到商武丁之间的文字缺乏有机过渡的例证。假如能够找到一些这期间的文字痕迹，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商前期到底是埃及人插手还是南部阿拉伯半岛的“麦因王国”全部掌控了局面。从中国发现的文字证据出发，割裂地看夏商之间的关系，我们似乎得出了东部来商、西部来夏的结论。但是从山东大汶口出土的一些文字符号判断，它们与埃及文明有着更密切的联系。这里还存在一些不能完全解决或者不能逻辑推理的问题。

撇开夏甲与亚伯拉罕身份的疑点，直接从正史的论据出发，能否推断埃及“新王国”与商朝同生共死？顺此而推演的一个问题是，难道强大到占领埃塞俄比亚的古埃及不会影响曼德海峡对岸只是15英里外的也门？后一个问题的解答将能推论出萨巴王国受埃及文明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深。

我们一时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历史本身远比想像复杂，但是接近这些答案继续做些细致的工作还是有益的，比如仔细寻找这段时间的埃及强盛与衰败的时间表与中国的政治“谐振”，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

商朝经过许多战争才在中国建立。商“简狄”就是以战神的身份出现的，“黄帝”在神话传说中也不失时机地同时出现，他们联合作战才打败了炎帝。我推测过“黄帝”来自埃及的雅各或约瑟――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以“喜克索斯人”闻名，并在18世纪的埃及建立过“牧羊人王朝”。而我也推测过所谓“炎帝”可能就是“亚伯拉罕”，“炎帝部落”实际上就是夏朝人。传说中的炎黄之战可以假设夏商之战。炎、黄本是同根，所以后来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逻辑上也合乎情理。这个假设可以在许多方面进行试错。

政治联姻与人质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显著政治文明手段。埃及帝国当时控制殖民地最常用的办法就是这两项，这一手段当然他们也会用在中国。就这方面，中国从三代时期一直到唐都频繁使用，尤其是联姻和亲使用非常广泛，政治人质在周朝比较多见。

还有一个政治头衔恐怕也是从埃及借鉴而来。当时埃及人已经称呼最高统治者为“法老”，意思是“大房子”；中国至迟在秦就有“陛下”的称呼。也可单用“陛”，指与“皇帝”有关的意思，如“陛见”就是“见皇帝”。“陛”一般的意思指“台阶”。我认为“陛下”与“法老”（大房子）之间是有关联的。换句话说，“大房子”无非就是所谓华殿，这样的房子为显示其巍峨一般是有“台阶”的，从商朝的皇宫大殿来看都有高台。进这样的房子当然首先要见“陛”。所以最终以“陛”代指皇宫“大房子”是合乎逻辑的。无论如何，两地之间共用“大型建筑”代称“皇帝”是一致的。埃及“法老”的称呼一直持续到2000多年前。中国很可能也只是在秦这个时期才有“陛”这个称呼的，因为以前没人敢如此模仿“法老”，但秦始皇既然已经“始皇”，那么称“陛”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陛下”乃“大房子之下（的人）”，因为只有皇帝才可以住在“大房子”。

“新王国时期”古埃及是个军事帝国，实行专制统治，它把专制主义发挥到了顶点。法老的权威来自神，法老的神性被极力夸大。①海军与战车在当时的埃及得到长足发展。这些都可与中国同期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