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见解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不能让清华改变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那就是中国的耻辱。因此他们有一种急切地把清华改为大学的愿望。罗家伦入主清华之前，蔡元培已经把清华纳入国立大学体制。罗家伦在演说中宣布：“我今天在这庄严的礼堂里，正式代表政府宣布国立清华大学在这明丽的清华园中成立。从今天起，清华已往留美预备学校的生命，转变而为国家完整大学的生命。”（同上）许多人把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视为学术独立的标志。

这其实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谓学术，是一种超越国界超越政治的追求真理的活动。因此教育独立和学术独立的含义，就不仅仅是摆脱对外国人的依赖，还包括不受政治等因素的干扰。罗家伦只强调前者，不强调后者，体现了他作为党务工作者的局限性。对于这个问题，胡适、任鸿隽等老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得比较清楚。比如任鸿隽曾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抨击国民党党化教育，许多学者坚持政党势力不能进入学校，就是基于这一理念。此外，把大学变为国立，完全由国家的力量来办，也未必是好事。这是因为：第一，国家的力量应该是有限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国家包下来，很可能把好事变成坏事；第二，民间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办学智慧，私立学校是挖掘这些资源、发挥这些智慧的最好形式，所谓“学在民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从人类历史上看，凡是对学术文化教育管制得比较松，就是一个开明的时代，相反则是专制黑暗的时代。罗家伦的演说虽然也谈到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却没有强调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真谛，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国民党党务工作者的局限性。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不知从哪里学了许多不好的东西。比如喜欢用标语口号式的名词术语，喜欢用军训的方式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这些东西从在短期内十分见效，但是其副作用却危害极大，也很难消除。

先说标语口号的危害。就在罗家伦上任之前，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篇题为《名教》的文章。胡适说，中国自古有一种名词崇拜，他把这种名词崇拜称之为“名教”。他发现，“现在我们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而这种标语口号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因此他提出要“打倒名教”。罗家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四化”，并且给吴宓那么深刻的印象，显然有名教之嫌，这恐怕也与他加入国民党有关。

在罗家伦的“四化”中，纪律化最引人注目。为了实现纪律化的目标，他一上任就把学生分为四队，开始实行军训。他强调，实行军训既是全国教育会议的决议和贯彻教育方针和需要，“同时又是清华学生的要求和家伦个人的主张”。军训中，他要求学生一律穿制服，按时作息，早晚点名，早操无故缺席就要记小过一次。为了以身作则，罗家伦和杨振声也身穿军服，脚穿马靴，与学生一齐出操。按规定，记三次小过合一次大过，记三次大过就要开除学籍。著名逻辑学家沈有鼎当时还是学生，他一向自由散漫，经常不上早操，被记小过八次，眼看就要被开除了，正好冬天来临，在大家的抵制下，早操被取消，他才得以幸免。另外，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已经考入清华，因为受不了早操制约，又转到师大。   短期军训既有新鲜感，又可强化纪律性，这些在当时都有明显反映。但学校毕竟不是兵营，二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崇尚自由，后者强调服从。罗家伦出身北大，又在欧美留学多年，对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有明确的认识。但是作为国民党要员，再加上挟北伐战争之余威，就让年轻的罗家伦头脑有些发热。好在他不是一意孤行的人，当军训遭到大家抵制时，他便知难而退了。尽管如此，“此事有损他的威信，学生对他的期待和好奇心也开始下降”（《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34页），却已经是无法避免了。冯友兰也说：“在罗家伦所提的四化之中，学术化的成功最为显著，军事化的失败最为彻底”。（《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20页）

四、确立教师的主导地位

除了军训之外，罗家伦还是治校有方的。他知道，要完成学术独立的使命，就要改善教师待遇，提高教师地位，努力维护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

罗家伦在就职典礼上说过：“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术的标准去执行。”（《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201页）上任以后，他经过一番考察，发现八大清华存在八大问题：一、机关太多，冗员充斥；二、职员薪金过高，权力太大；三、浪费惊人；四、图书太少，设备不足；五、在教师待遇上，重资历不重学识；六、学生重考试不重学问，教师重教书不重研究；七、学生人数太少，教育成本过高；八、学科配置不合理，有名无实学系太多。基于这些认识，他开始对清华大学进行整顿。其中成效最明显的就是淘汰机关冗员，提高教师待遇。

罗家伦认为，过去清华的工资并不高，只是不拖欠而已。国民革命成功以后，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教授待遇都已超过清华，再加上首都南移，恐怕很难聘到优秀的教授。至于机构臃肿的问题，冯友兰曾有这样的介绍：罗家伦在“教职员的待遇上，也有办法。发出了一个通知，教员发新聘书，职员发新委任状，突出聘书和委任状的分别。在新聘书中，教员增加工资，在新委任状中，减低职员的工资，特别减少大职员的工资。小职员的工资则未减少。这就提高了教员的地位。”这个办法，教员固然拥护，职员不反对，也有表示情愿自动减薪，只求能加委的。这些都是校长职权范围内所能办的事情。”（《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13页）

这件事影响很大，并改变了吴宓等人的看法。吴在日记中说：“……访王文显，悉罗校长力图改良校务，并增善教授待遇，所认为庸劣及为学生攻击之教授，固在所必去；而优良之教授则反加增其薪金。西洋文学系尤为满意。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340元。宓向不持与人比较或虚空立论之态度，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吴宓日记》第四册，第134页）当时吴宓正暗恋着毛彦文。为了经常在一起，他向冯友兰推荐毛担任女生管理员。后来被冯对吴说：“彦事已与罗校长谈过，罗似不以彦为然?”（同上，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