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整顿，清华职员由上一年的90多人减为70余人。过去的常设机构招考处、职业指导部被撤消，舍务室、技术部被合并到其他科室，注册部、图书馆等部门也精简了人员。仅仅是裁减科室，就节约开支两万余元。与此同时，新聘教授却增加了很多。当时受聘来清华的著名教授除了杨振声、冯友兰外，还有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张星烺、翁文灏、葛利普、吴之椿、浦薛凤、克尔文、陈锦涛、邓以蛰、孙鎕、吴正之、萨本栋、谢惠、陈桢、孙瑞林等“国内外学问能力颇为著称之教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11页）。据统计，罗家伦在任时“解聘不力教员三十余人，延揽优良教授多达四十余人，并发送待遇与其他福利，使之安心教学和研究。”（《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51页）

这样一来，教师的地位大大提高。提高教师地位，不是要与职员一争高下，而是为了维护学术的独立和尊严，避免把清华大学办成衙门。冯友兰说：“当时有一种议论，说清华有三种人物，：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这话虽然有污蔑之意，也说明一部分的情况。”（《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14页）

作为国民党要员，罗家伦肩负推行“党化教育”的责任。但是“党化教育”的宗旨与清华自由主义的传统格格不入。所幸罗家伦毕竟是蔡元培得意门生，又在欧美接受多年自由主义的熏陶，因此他能够比较妥善地处理这种矛盾。

罗家伦上任后，先后制定《国立清华大学条例》和《国立清华大学规程》，由主管部门颁布。这是确立清华管理体制的两个纲领性文件。这两个文件都对教授会和评议会的职能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有许多具体事宜需要酌情处?。比如在后一个文件中规定，各院院长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之”（《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143页）。但是，由于院长是评议会当然成员，而学校的许多重要措施都要由评议会审议才能执行，因此教授们与罗家伦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他们坚持院长应该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最后罗家伦作了妥协，决定院长人选先由教授会提出两人，再由校长从中选定一人。这不仅化解了校长与教授之间的矛盾，也维护了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冯友兰说，这种体制“一直存在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为止。”（《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18页）这些话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写?，鉴于当时的形势，有些话不好明说，但他的意思还是非常明显的。

五、保护清华基金的辞职风波

罗家伦上任两个月之后，向清华董事会提交一份《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其中除了汇报到校经过、考察所得、整顿情况外，还提出一个“将来计划”。其中比较敏感的有两个问题：一是运用清华基金，增添教学设备；二是改革清华基金的管理使用模式。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说学校现有设备，都是留美预备学校时代留下来的，与一所大学极不相称。于是他提出要搞六大项目?1、建筑男女学生宿舍，2、建筑自然历史馆，3、建筑化学实验室，4、扩充图书馆，5、建筑办公处，6、扩充图书仪器。这六大项目需要资金85万元，因此他提出应该动用清华基金，否则无法进行。  这样就自然引出第二个问题。罗家伦指出：“大家都知道清华有八百余万的基金，算一算表面价值，似乎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如果合一合实价，就不免使人气短。大家或者也知道清华基金已有亏折，但是为什么亏折，尚实存若干，所存放的银行是否可靠，均很难明确的解答。”他认为“清华的基金向来是一个哑谜，很少有人能够明白其实情。”因此他提出要彻底清查基金，严肃追究责任。

关于清华基金的管理和黑幕，罗家伦是偶然发现的。1928年初夏他还担任战地政务委员的时候，在北京看到汤姆生会计师事务所做的关于清华基金账目报告。这份报告说，清华基金管理非常混乱，有人动用基金随便买股票、买公债，还有的前一天把基金存入银行，第二天银行就倒闭了。另外，管事者还利用换汇等手段，堂而皇之地贪污公款。因此罗家伦说：清华“基金的保管，……以前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有一个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是由三个人组织的，一个是外交总长，一个是次长，一个是美国公使。自然外交部占了多数了。横直赔款是退还给中国的，随便你怎么办，一个外国公债也不会因此来得罪中国外交部。于是外交部里的人，就把这几百万基金，随意胡来，把他来做公债生意、来投机、来挥霍。总之谁管基金谁发财。”（《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16页）可见罗家伦的指责是有根据的。

当时清华董事会刚刚改组，对于罗家伦所提问题，董事会大多认可，但是却不同意他动用85万元清华基金的方案。无奈之下，他只好以辞职相抗争。罗家伦说：“我的辞职不是对于黑暗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轨化。”（同上）于是，在提出辞呈的前两天，他草拟一份上万字的长篇谈话，?“所争在议决案及制度问题”和公布“本校一切经济之实况”（《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68页）为主题，寄给上海各家报社。在这份谈话中，他不仅把汤姆生会计事务所的报告和清华基金的黑幕披露出来，还公布了前任校长滥用公款的问题。这个谈话在叶楚伧主持的《民国日报》公布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笔者按：台湾学者苏云峰在《抗战前的清华大学》中说，罗家伦曾“在上海举行记者会，公布辞职理由”似有误。参见该书第42-43页）。

随后，罗家伦一不做二不休，先后拜访了美国公使马慕瑞、国府委员戴季陶、陈果夫以及孙科等人，并提出“改隶废董”的议案。所谓“改隶”，就是改变清华大学原来两部共管的状况，由教育部单独管理；所谓“废董”，则是废除清华董事会，并将清华基金转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保管。经过一番努力，教育部重新颁布《国立清华大学规程》，取代了上一年颁布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从而使罗家伦的目的得以实现。

在“改隶废董”过程中，罗家伦采取了许多非正常举措。他说：“我承认我所取的办法，有点非常，或者可以说带点霸气。但是向黑暗势力斗争，不能不如此。要求一件事的彻底解决，不能不如此。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开始就决不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19页）另外，冯友兰也举过一个具体的事例。他说，当年清华想招收女生，但“这个问题如果要跟有关部门商量，那就可能无休无止地讨论下去”。于是，罗家伦就在招生简单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问题就解决了（《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13页）。从这个事例中也可以看出罗家伦的办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