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派段锡朋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本来是很合适的，但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在中央大学十分活跃，他们在“珍珠桥事件”中甚至“带赤色臂章，打出共产党旗帜”（《南京大学史》第15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因此段锡朋上任时，许多学生高呼反对口号涌向校长办公室，“部分学生扭打段锡朋，砸毁了段的小汽车。段锡朋极为狼狈，仓惶离校。蒋介石闻讯，后极为震怒，即刻下令解散中大。”（同上，第118页）这是1932年7月初的事

中央大学解散后，行政院派蔡元培、李四光、罗家伦等十人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对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可见所谓“解散”，其实是利用暑假进行整顿。整顿之后，罗家伦于当年8月26日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因此有人说他是“受任于动乱之际”。

二、校长的理想与大学的使命

罗家伦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1932年10月中旬，中央大学重新开学，罗家伦为了陈述他的抱负和治校方略，在全校大会上作了《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

罗家伦指出，在此国难当头的时候，中央大学要承担起“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使命。他认为一个校长首先应该与大家共同认清大学的使命，这样才能“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现在，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作为首都的国立大学，我们对国家民族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使命，否则办这个大学就没有意义。他认为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团结的基础，一个民族要自立图存，就不仅要在文化上有所创造，还必须使民族文化有所寄托，而国立大学就是民族文化的寄托之处。如果大学不能承担这样的使命，就不能塑造民族文化精神，领导民族文化活动。

为此，他提出要树立“诚朴雄伟”的新学风。所谓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而不是把学问当作获得文凭以及升官发财的途径。他说，如果学者对学问都缺乏诚意，文化怎能不堕落，事业怎能不败坏？所谓朴，就是以质朴的不计功利的态度埋头学问，而不是把它拿来做门面、当摆设。所谓雄和伟，则是要改变中华民族柔弱的体质，萎靡不振的精神状况，创造一种伟大的文化。他认为树立并养成理想的学风，对于担负起上述使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演讲中，他还以柏林大学为例，说明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努力创造新的民族文化，比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还重要。基于这一认识，他指出“有机体民族文化”包括两种含义：第一，大家要具有死里逃生，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第二，有了这种共同意识，才能“精神一贯，步骤整齐，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共同目标迈进。”因此他要求“无论学文的，学理的，学工的，学农的，学法的，学教育的，都应当配合得当”（《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42页），向这个方向努力。  这个演讲表达了罗家伦的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他说：“我们主持教育行政的人，乃是牺牲了自己做学问的机会，来为大家准备下一个环境做学问的。这是大学校长的定义，这也可以说是大学校长的悲哀！”（同上，第243页）与此同时，他想把教育纳入“精神一贯，步骤整齐”的“有机”框架中，却又带着明显的政党意识和时代印记，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自由主义教育理念。

鉴于中央大学面临的问题及其特殊情况，罗家伦?说：“欲谋中央大学之重造，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罗家伦：《中央大学之最近四年》第1页，无版权页，系非正式出版物）他计划各用三年时间来达到上述目标。他强调，安定中就要充实，充实时也要发展，因此这只是大致的划分。遗憾的是抗日战争的爆发影响了他的计划，使他的理想未能实现，使命也没有完成。

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罗家伦主持中央大学十年，大至院系整顿、课程设置、添置图书仪器以及发展建设、选择新校址，小到关系到师生生活的柴米油盐，都要过问。有人说他是好大喜功，他却说他是要把中央大学办成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为此，他在精简行政机构、节约开支的同时，却非常重视增添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罗家伦上任前，有一年图书仪器方面的开支是36582元；上任后四年内，图书仪器经费达到1207042元，每年平均301760元，是过去开支的8倍以上。罗家伦说：在“新增图书，中文及日文书籍共四万八千二百六十五册，西文书一万九千五百七十册，中文杂志二百六十六种，西文杂志一百八十六种，卷册均不及计。中文书中善本极多。西文书中亦多较贵者，……西文杂志种数甚夥，其中……最可乐道者，则在此短期内，购齐西文全部杂志计三十余种”，即使价格昂贵，也要“不惜巨资以购得之”（同上，第15-18页）。这些数字，与他在离任前所谓“我在中大十周年纪念册上，发表一些统计数字，计约略四年多的时间共旨在图书仪器及教学设备等项，为二百二十三万元。为数过于预算的四分之一。西文专门杂志定到七百余种；重要的全套杂志自出版以至当时的增购计六十种”（《文化教育与青年》第243页）云云，有不小出入。这可能是统计内容不同所致，也不排除罗家伦有夸大之嫌。尽管如此，罗家伦舍得在?书仪器和教学设备方面花钱，却有口皆碑的。

罗家伦说：我在中央大学，“充实的不仅是图书仪器，而且还有教学人才。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中央大学因为地处首都，许多人都想把亲朋好友安插在中央大学，但都被罗家伦拒绝。因此他在离任时能够说这样的话：“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同上）据说蒋介石曾问教育部长王世杰：“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这是什么原因？”王回答说：“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够，他?管是什么人，都不接受，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南京大学史》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