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是1930年辞职的。辞职的外部原因是1930年中原大战，阎锡山控制了华北；内部原因是在学生会大会上，反对罗家伦的学生要求他辞职。据说这个议案一开始没有通过，但是罗家伦不能装聋作哑，便找冯友兰等人商量。包括冯友兰在内的一部分认为，这是对校长的侮辱和挑战，因此应该提出辞职，以示反击。罗家伦采纳这个意见，便飘然而去。苏云峰说，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文化、学术环境中，再加上各种利害冲突，只要有类似背景的人都会有同样的下场，只是罗家伦的表现更有格调罢了（同上，第53页）。

需要注意的是，从上任到辞职，罗家伦在清华大学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是他却是清华历史上影响深远、贡献很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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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命于动乱之际

罗家伦提出辞职后，并没有得到教育部批准。但是他去意已决，便独自到武汉大学当了一名历史学教授。不料蒋介石到武汉后，先是让他回清华，后来又让他到南京担任中国政治学校教育长，并主持校务。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其前身是中央党务学校，罗家伦曾参与该校筹备，因此他对这个学校非常熟悉。

罗家伦对于政治有自己的认识。他说：“不要仅存批评现状的态度，要存如果自己接上来干，如何可以干得好的心理。我们痛骂贪官污吏是不中用的，我们要自己平时有很好的修养，将来不会做贪官污吏。”他认为，从事政治的人不仅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还要有健全的人格。否则就只能是“有一技之长的书吏”或者“只会活动的政客”。（《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24-125页）

1932年9月，罗家伦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前身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所谓三江，是指江苏、安徽、江西，后因三省之间的纠纷，遂改名为两江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两江师范学堂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1921年，南高师又改为东南大学，成为东南地区的最高学府。在此期间，校长郭秉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5年，东南大学爆发更换校长的“易长风潮”。这一风潮的起因和经过非常复杂，《南京大学史》说这次风潮“源于国内的政争”是有道理的。不过，该书以及其他研究者似乎没有广泛涉猎当年关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比如在《现代评论》上就有著名学者王世杰、陶孟和、张奚若写的文章。这些人在学术思想界享有盛誉，他们的话对于了解这一风潮有所帮助。

有人说，撤消郭秉文校长职务，是政治干涉教育的表现。为此王世杰在《东大风潮与教育独立》中说：东南大学自郭秉文被免职以后，形成两派。“拥郭诸人的表示，是要拥护教育独立。教育独立确是应该拥护的；但是拥护教育独立，决不就是拥护郭秉文。郭氏趋附军阀是无可讳饰的事实；他对外并没有给东南大学保全一个教育独立的颜面。郭氏的东南大学是一个校长独裁制的大学；所以他对内也不曾给东南大学立下了一个教育独立的基础。”（《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四期）  郭秉文被段祺瑞政府免职后，接替他的是著名学者胡敦复。当胡敦复于1925年3月9日上任时，“拥郭派”学生在教授陆志韦、徐则陵带领下，对胡敦复等人大打出手，酿成著名的“三?九”事件。陶孟和在《东大暴动》中一方面表示不敢相信，一方面尖锐指出：这次暴动既反映了东南大学教育的失败，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大污点。”（同上，第16期）

另外，有人指责郭秉文被撤换，是汪精卫、吴稚辉等人参与操纵?结果，其目的是为了推行“党化教育”。对此，张奚若在《党化教育与东南大学》中说：“据我看来，郭氏免职与一般人所谓‘党化’是毫无关系的。因为这件事是由东南大学内部发动的，不是由外面干涉的。内部发动的重要理由，是因郭氏有推翻评议会，取消工科，擅改校章，和其他种种不正大不规则的行为。”他还指出，新校长胡敦复被“拥郭派”教师雇佣流氓殴打凌辱，是无赖的“朋党”行为。（同上，第17期）

当然，曾经在东大担任教授并与郭秉文有矛盾的杨杏佛，在这次风潮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将东南大学与江苏境内的其他8所专科以上学校合并，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简称第四中大。这种贪大求全和将所有大学都以“中山”二字命名的作法，自然不会长久。于是在1928年初，国民政府又下令将第四中大改为江苏大学，但遭到师生反对，最后才做出改名为中央大学的决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因本校师生怒打外交部长、打砸《中央日报》社，酿成“珍珠桥事件”而辞职。几经周折，教育部任命段锡朋前来接任。段锡朋是江西永新人，早年考入北大，五四运动时?任北京中等以为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五四那天，他还是天安门大会的主席。为了对抗段棋瑞政府，同学们称他为“我们的段总理”。因此他与罗家伦成为北大“五大臣出洋”的最佳人选。留学归来后，他先在武昌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北伐时在陈果夫手下供职。朱家骅辞职后担任教育部长，他是教育部政务次长。

据罗家伦说，段锡朋虽然久居官场，却没有沾染一点腐败习气。抗日战争期间，他主持的中央训练委员会本来是120人编制，却只有60多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觉得“老百姓太苦”的缘故。至?个人前程，他也有独到的见解。比如当局想让他出任某部部长，他坚辞不就。罗家伦问他为什么要拒绝，他说“干政治就得要有主张，有抱负，不然，我何必去站班。”罗家伦认为，段锡朋身上既有儒家气象，又有墨家传统。由于他在生活上律己太严，近于苦行主义，终于积劳成疾，住进医院。在病中，为了节省开支，他只肯住三等病房。作为老同学、老朋友，罗送去一点钱让他买营养品，他说什么也不收。病危期间，医生用氧气对他进行抢救。他知道氧气需要进口，便一再请求：“外汇，少用一点”，令在场的人无不感动。因此罗家伦有“亦儒亦墨亦真诚”的诗来歌颂他的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