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在寒酸的哲学教授的客厅里发生。面对当时的经济热，许多青年都一窝蜂地报考经济系。于是，大家从各自的角度对此发表了看法——

哲学教授说：“……在提倡科学的时代，大家倒把纯粹科学置之脑后。不知纯粹科学是应用科学之基础。”结果是“经济！经济！青年岂不是在发经济狂吗？”

物理学教授是个明白人，他说：“我想每个时代思想的变动，总是发动在文哲方面。你们才是精神方面的领导者，是社会思想的前驱；现在许多青年看不到这点，真是可惜。”

对于哲学教授感叹的经济过热现象，经济学教授的分析很有道理。他说：“经济系教的并不以银行为主体，但是想来学的人，往往以进银行为目的。”由于银行的工作其他专业人才也可以做，未必非要经济系学生才能胜任，这样就形成一种奇怪的现象：“国家一方面培养人才而且需要人才，一方面又如此糟蹋人才，真是不经济极了。”

面对教授们的感慨，投考青年申辩说：同学中“投考经济系的，……都是受了家庭的命令”；而不报考理工的，“乃是因为中学的数理化教育愈来愈坏的缘故。”

故事的最后，一直没有发言的天文学家仰天长叹，发出一句出人意料的哀怨：“天呵！你也得救救青年！”（《文化教育与青年》第256-260页）

这时的罗家伦，已经卸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他写这篇东西，既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也暴露了他的无奈。但是他在校长任上，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和抗争的。1942年他离开中央大学时，他一方面回顾总结了自己的工作，一方面指出时代青年和大学教育存在的四大问题：

?一，“现在的青年对于‘现实’太看重了，尤其是对于物质的现实。我们不能不认识现实。但我们决不能陷死在现实的泥淖之中；若是陷落下去，必至志气销沉，正义感与是非心一道埋灭。我们应当作什么一种人，将来为国家民族做什么一些事，这主意在大学求学时代，就应该打定的。打定之后，在这时代的立身处事，为学为人，就应该立刻开始按照这标准做起。正当生活习惯的养成，是实现这高尚理想的阶梯。我们唱高调责备流俗，是没有用的。若是我们没有抱负而只以个人的实利主义为前提，则我们于未问世之前，已经坠入流俗的溷瀦之中而不自觉。在这彷徨?人生幽径里面，只有坚定而高尚的理想，是我们前途的明灯。”    第二，“现在的大学教育的缺陷，就是太注重学生的专门知识，而太忽视其整个人生的修养。所以大学往往只能造就专才而不能造就通才。往往只能造就一技之长的有用人才，而不能造就通达事理，气度雍容的领袖人才。我不是说专门人才不要紧，我只是说一个专门人才能通达事理，气度雍容，蔚为全部或局部的领袖人才，则其将来对于国家民族的用处更大。文学哲学和艺术的修养是很重要的。这种修养，可以为你开拓意境，变化气质，调剂性灵，使你人生更加丰富，更感觉得有意义。‘质胜’‘文胜’之说，中国古来教育家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今日仍不可忽视。人生是要经过千磨万折的；若是平素没有修养，一经磨折，便要流入偏激、烦闷、横溃、或是悲观的路上去。我们要知道中国俗语所谓‘老和尚成佛要经过千修百炼’这句话，何况我们还不到老和尚的增地呢？

第三，“现在大学的教育，往往把一个青年知识造好了，身体却弄坏了。现在的大学课程，加在不用功的学生身上固无所谓，加在真用功的学生身上，却是忙不过来。”

第四，“现在的青年，为时尚所趋，多倾向于应用科学，而忽视基本的理论科学。这也是不对的。在大学里基本的理论科学，尤当注重。须知应用科学是从基本的科学原理中产生出来的。应用科学将来的发展，还要靠新的原理的产生，前途才有希望。

第五，“现在的大学太重物的组织和科学，而不曾注重人的组织的科学。”

第六，“现在中国社会上喜欢牵强附会的人太多。牵强附会是由于一知半解来的。于是科学的精神，就在这种浑沌的空气之中牺牲了。……所以我们青年对于非科学反科学的现象，必须尽力排除。”（同上，第248-251页）

此外，他还提出大学应该承担起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为人类增加知识总量以及把握时代的精神需要等任务。

从此，罗家伦就再也不没有回到教育界。因此，这些话可以视为罗家伦对大家的临别赠言。

罗家伦一生经历非常丰富。他曾经两次担任大学的校长：一次是在北平的清华大学，为期两年（1928-1930）；一次是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将近10年（1932-1941）。这两所大学在中国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罗家伦涉足政治较深，长期以来对他的评价不是比较肤?，就是失之公正。因此，探讨一下他在校长任期内的是非与得失、贡献与教训，是很有意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