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任鸿隽对《科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主持编务，还写了许多文章。为了让读者了解科学的意义，对科学产生兴趣，他的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后来他将这些文章搜集修改后，取名为《科学概论》，于１９２６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再版）。他在该书序言中说：科学是根据自然现象、依照逻辑方法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有系统的智识。用这个定义来衡量，那些片段的发明（比如我国火药和指南针）、偶然的发现（比如人类的用火）和空虚的思想（比如玄学、哲学、经学），都不能算作科学。

他指出，要了解科学，首先要明白科学的两个起源：一是实际的需要，二是人类的好奇。由于前者是外在的压力，后者是内在的冲动，所以就科学发现和科学创新而言，好奇心比实际需要更重要。基于这一认识，他告诉人们：西方科学家研究科学，不是为名利所驱使，而是为好奇心所引诱。为了这种天生的好奇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需求，许多人（比如阿基米德、伽利略、哥白尼等）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反复强调，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是科学家最初的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如果只想从物质文明方面来追赶西方，只想把科学当作一种富国强兵、改善生活的手段，却又不晓得科学的真谛，那就是一种得鱼忘筌、舍本逐末的作法，不仅不会成功，差距还可能越来越大。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人总是以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来看待科学呢？他分析说：“吾人学以明道，而西方学以求真”（第８５页），由于“道”与功利是对立的，所以国人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时，总以为人家把功利放在第一位。孰不知科学也是“明道之学”，是一种只求真理不问利害的学问，所以切不可像洋务派那样，用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来对待科学。

在此基础上，任鸿隽还总结出人类“智识不进”的四个特征：一是尊崇古代，二是依赖陈言，三是固执成见，四是观念混淆。这也是我国没有科学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是这种状况的“一个大反动；……他们的主张，是把事实放在思想构造的第一位，那些主义和理论，只放在第二位，或竟不管他。”（第３３８页）他说，这是人类社会由迷信时代进入科学时代的主要标志。

四、成立学会，共图科学发达

在《科学概论》中，任鸿隽还对科学与常识作了辨析。他借用赫胥黎的话告诉人们，科学并没有什么神秘，“科学是有组织的常识，科学家也不过是有常识训练的普通人”。因此他认为：“科学精神就是常识训练，……这种精神不但是一切科学所应有，即是平常处事，……也应该如是”（第３５２至３５３页）。也就是说，不仅是科学研究，即便是个人思想行为、社会团体组织，也应该受科学精神支配。  关于科学精神，任鸿隽总结了五个特征：一是崇实，二是贵确，三是察微，四是慎断，五是存疑。他还说，如果再加上不怕困难、不为利诱等品德，就更完备了。相比之下，中国学界却有四大弊病：一是材料偏而不全，二是研究虚而不实，三是方法疏而不精，四是结论“乱而不秩”。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他告诉大家：西方在中世纪时比中国更黑暗。只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科学家才把发现真理当作自己的天职，“他们与宗教战，与天然界的困难战，牺牲社会上的荣乐，牺牲性命，去钻研讲求，才有现在的结果。我们若不从根本上着眼，只是枝枝节节而为之，恐怕还是脱不了从前那种‘西学’的见解罢。”（第２４３页）

竺可桢曾经说过，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科学，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阴阳五行迷信深入人心，二是数字与度量不被重视，三是士大夫不肯动手，缺乏实验。所以要向中国“移植科学之花”，既要有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不苟且、不无病呻吟的科学态度，更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竺可桢文录》第３３至４１页，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看来，任鸿隽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看法，也是那一代科学家的共识。

《科学》筹备期间，任鸿隽等人曾拟定《科学社招股章程》，决定每股五元（一说十元），共发行股票４０份，作为办刊资本。《科学》问世后，大家感到要谋中国科学的发达，单单发行一种杂志是不够的，因此有改组学会的建议。于是他们重新起草章程，选举任鸿隽为社长，并规定每年１０月２５日为中国科学社成立纪念日。

按照章程规定，中国科学社要办的事情很多：发行杂志，著译科学书籍，编订科学名词，设立图书馆、研究所、博物馆，举行学术讲演，组织科学旅行团，接受公私机关委托研究解决科学上的一切问题。据任鸿隽说，尽管他们对著名的私人学术团体——英国皇家学会并不了解，但是中国科学社从一开始就与它非常相似。英国皇家学会以拥有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大师为荣，在科学发展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难看出，当年这批留学生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三年后，因主要成员先后回国，中国科学社也迁回国内。

五、涉足实业，却是无功而返

１９１６年秋，任鸿隽从康乃耳大学毕业，先后进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在此期间，他参与胡适挑起的白话诗之争，这一争论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不久，他因为主编《留美学生季刊》结识了一代才女陈衡哲。陈女士本来是独身主义者，后来被任鸿隽“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所感动，二人才结为夫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第１２５２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民国七十三年版）。他曾经对陈衡哲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与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第７４８页）这话让人特别感动。他对妻子好，对朋友更好。据杨步伟说，１９３３年她和赵元任从美国回来，准备去南京中央研究院赴任，梅贻琦、胡适、任鸿隽都争着邀请他们。任鸿隽说：“我太太很少留人住的，对你们两位特别，非住我们家不可。”（《杂记赵家》第２７６页，中国文联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另外，胡适与任氏夫妇号称“我们三个朋友”，也是学界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