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是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学成回国的。在此之前，胡适邀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却有感于许多留学生回国后“以饭碗问题为第一要务”，还是决定先做些调查准备工作，然后再投身于教育或实业，“办出一件新事业”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１６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１９８３年版）

第二年，他回到阔别１２年的家乡，正值当年的革命同志、时任四川督军的熊克武要办炼钢厂，便委托他筹办此事。尽管他认为倡导科学比创办工业更重要，并告诫国人不要因为崇拜实业就把科学忘在脑后，但考虑到此事办成，可以让“已造就的人才有相当的位置”（同上），他还是答应了这一要求。不久，任鸿隽再度赴美，经考察他决定采用电炉炼钢法，并订购发电机、电炉等设备。遗憾的是，第二年他回国后，熊克武已经离任，使这一计划被迫停顿。所幸他买回来的设备到“九一八”事变后终于派上用场，与他一同前往美国的周仁后来在冶金方面颇有建树，也得益于这次考察。

大约就在这次考察结束前后，他在《科学与实业之关系》一文中说：在我国，妨碍实业发展的心理原因有三：一是求利太奢，以为“办实业就如开金矿一样，一锄头就要挖一个金娃娃”；二是求效太速，今天拿出资本，明天就想见效；三是不能持久，一有失败，便心灰意懒，不复前进。他还说，所谓追求利益，不是把别人口袋中的钱抢过来使自己发财，而是要把无用的东西变为有用。（第２２２至２２３页）

六、大学内外，致力于科学教育

１９２０年考察结束后，任鸿隽夫妇受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从这时起到抗日战争前夕，他还担任过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等职。尽管上述任期都比较短暂，但是他却为科学教育付出很大努力。

早在２０年代担任教育部司长的时候，任鸿隽就注意到科学教材的最大缺点，是只讲述已经发明的事实，却没有指出尚待研究的问题，这就很难使学生对科学产生兴趣。他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强迫他学习不感兴趣的专业，从事不感兴趣的工作。他非常赞成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葛利普先生的观点：一个人选择某个专业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热爱他所从事的专业。他还指出，中国的“学术死亡率”高达９９％以上，是因为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研究工作，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任鸿隽认为，一个人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并不算真有学问；只有经过十年二十年艰苦努力，才能跻身于学者行列。他强调：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大学教师的职责不是贩卖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让他们明白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满足。这是一种高尚的刺激和智识的愉快，大学生只有懂得这个道理，养成研究习惯，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第３８８页）。为此，大学教师必须在独立研究中，才能对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具有深切的了解和体会，才能在思想和人格上对学生产生好的影响。他还说，真正的科学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主义的，把科学和物质文明等同起来，或者“骂科学是帝国主义的”，都是不明白科学的真谛。  １９３２年胡适创办《独立评论》，任鸿隽夫妇参与其事，并写了不少文章。其中任鸿隽那两篇批评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文章值得注意。文章发表后，虽然有人说“你真大胆，这样的问题岂是可以随便讨论的？”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它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爱真理的精神”。（《独立评论》，第八号第１０页）

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能摘录其中一段，看看其中的道理。文章说：“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了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因此他认为：“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同上，第三号第１３至１４页）。

任鸿隽是１９３５年９月担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为了把川大办成一所现代化国立大学，他从外地请来不少著名学者，并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然而由于地方上落后势力太大，他又不屑于官场应酬，加再上陈衡哲因为发表批评四川的文章遭到地方势力围攻，因此他上任不到两年，就挂冠而去。

七、主持中基会，资助科学研究

１９２５年中基会成立后，任鸿隽担任该会专门秘书、执行秘书、副干事长、干事长等职，是中基会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中基会是为了管理美国退还的第二笔庚款而成立的机构，它的全称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任鸿隽说，这个名称有两层含义：第一，它不冠以“中美”而冠以“中华”，表示了“美国人对于我方的尊重”；第二，该会每年有上百万元款项可供使用，但由于“教育文化”过于宽泛，所以中基会把这一概念的涵义限定在科学事业、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第５１９至５２０页）。

任鸿隽认为，在科学事业中，科学研究比科学应用更重要。为了贯彻“为而不有”的原则，以有限的财力谋求最大最好的效果，中基会一开始把这笔难得的经费用在资助科学人才和添置科学设备方面。据他介绍，从民国十七年到二十三年，享受中基会科研补助金的学者高达２８３人，这些人分布在天文、气象、地质、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生物、考古等各个领域，其中包括著名学者翁文灏、李济、秉志、庄长恭、陈焕镛、丁文江、严济慈、刘树杞、侯德榜等人，他们都是我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基会既资助国内学者，也资助在国外从事研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