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是科学与教育。任鸿隽对教育问题特别关注。他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强迫他学习不感兴趣的专业，从事不感兴趣的工作。他非常赞成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籍科学家葛利普先生的观点：一个人选择某个专业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热爱他所从事的专业。他还指出，中国的“学术死亡率”高达９９％以上，是因为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研究工作，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任鸿隽指出，一个人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并不算真有学问；只有经过十年二十年艰苦努力，才能跻身于学者行列。他强调：大学教师的职责不是贩卖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要让他们明白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满足。这是一种高尚的刺激和智识的愉快，大学生只有懂得这个道理，养成研究习惯，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为此，大学教师必须在独立研究中，对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具有深切的了解和体会，才能在思想和人格上对学生产生好影响。他还说，真正的科学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主义的，把科学和物质文明等同起来，或者“骂科学是帝国主义的”，都是不明白科学的真谛。

第五是教育与独立。１９３２年胡适创办《独立评论》，任鸿隽夫妇参与其事，并写了不少文章。其中任鸿隽那两篇批评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文章值得注意。文章说：“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了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因此他认为：“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独立评论》，第三号第１３至１４页）。

二、国立四川大学的艰难诞生

任鸿隽1918年回国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商务印书馆编辑、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等职务。直到1935年他担任四川大学校长后，才有机会为家乡服务。

四川古称巴蜀，其教育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景帝时代。当时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办学育人，使“文翁之教”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四川成立锦江书院，为当地最高学府。同治年间，张之洞主持四川学政，认为该书院以八股文为敲门砖，不符合时代要求，又创办尊经书院，鼓励学生专攻经史，从学问的根本入手，培养良好学风。此外，该书院还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计划开设天文、地理、算学、格致等课程。但由于风气未开，条件有限，未能实现。  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并于第二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当时的四川总督奎俊将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合并，按照京师大学堂模式成立四川通省大学堂，成为四川近代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学校。不久，清政府规定“大学堂”是全国最高学府，其他学堂不能使用这个名称，该校又改名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这就是四川大学的前身。

新政期间，新式学堂纷纷成立，迫切需要大量师资，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于1905年成立。随后，废科举重实学的潮流席卷全国，四川又成立了法政学堂、藏文学堂、通省农政学堂、工业学堂和存古学堂。这“五大学堂”后来演变成公立四川大学的法政学院、外国文学院、农科学院、工科学院和中国文学院，最后都成为国立四川大学的一部分。

辛亥革命后，中央临时教育会议于1912的召开。为了纠正大学过滥的状况，会上决定全国只设立三所大学，其他高等学堂必须取消。于是四川高等学校（原四川高等学堂）在1916年送走最后一批学生后被迫停办。该校停办后，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接收它的许多教师，也扩大了招生人数。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成都高师搬入新校址，成为四川全省规模最大的高等学校。与此同时，五大专门学堂也有长足发展，有的学校还培养出一些人材，比如巴金就是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学生。

在此期间，四川各界要求办大学的呼声很高。1919年任鸿隽留学归来后，曾向省长杨庶堪建议，应该仿效美国州立大学模式，办一所四川大学。杨省长采纳这个建议，向省议会提出咨文，省议会讨论通过。但由于政局动荡，军阀们不愿意出钱，该议案未能实现。1922年，全川教育教育在成都召开，任鸿隽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在全省教育专款的肉税项目中，每年拨出四五十万元作为筹办四川大学的经费。这个意见经大会表决通过，送省长刘成勋执行。但是全省肉税被各防区军阀分割，筹办四川大学的还是被搁浅。就在这一年，后来成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担任成都高师校长。“他办成都高师，首先是为了培养革命人才，‘推进新思潮的扩展’，以启发学生‘走俄国人的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师生。”（《四川大学史稿》第9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因此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应该说与此有关。

1924年春，杨森打败熊克武，独揽四川军政大权。曾经留学美国的傅振烈接替吴玉章担任成都高师校长后，重提在四川办大学的旧案。他认为只有像南京、沈阳、武昌、广东等地那样，把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大学，这件事才有进展，办学经费才有着落。傅振烈计划受到杨森的大力支持，并以成都高师名义向教育部呈报改办大学和招收预科生的章程。这一年暑假，成都高师招收第一批大学预科学生143人。第二年，成都大学正式挂牌成立。这本来是件好事，却遭到一些高师师生的反对，他们主张要改大学也只能改师范大学，意思是他们也要享受大学的名分。由于傅振坚持要办综合大学，并受到第一届预科生和全社会的支持，这溜新生的大学才没有垮掉。正在这时，支持傅振烈的杨森因战败下台，由刘湘接替他的职务。有幸的是刘也一直希望四川能办一所国立大学，于是他改聘张澜为成都大学校长，并在四川善后会议上使用被称为“盐余”的税款解决了该校的经费问题。至此，四川才有了第一所综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