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徐志摩的挚友

《市政制度》出版之后不久，即1925年10月，《晨报副刊》因改版而邀请徐志摩担任主笔。为此，张慰慈翻译了叔本华的《妇女论》在《晨报副刊》发表。叔本华的文章犀利幽默，嬉笑怒骂，痛陈时弊。为了不至于引起误会，徐志摩还写了一篇介绍性的文字。他说：叔本华对女性的观察，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但他骂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妇女。当时欧洲妇女在男性社会的压迫下，往往是“不负责任，没有公德心，孩子气，欺骗，作伪，见识浅薄，奢华，琐碎，虚荣心，嫉妒”的。随着社会进步，欧洲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这就使她们能够抛弃各种陋习，拥有人格尊严，并在学识和事业上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还说：《妇女论》见报前，张慰慈就表示“缺少幽默的读者”可能会生气；《妇女论》见报后，他也“盼望我们的男女读者们都有某种程度的幽默”，最好将北京妇女与叔本华骂过的欧洲妇女比较一下，看看她们的过去是不是我们的现在，她们已经抛弃的缺陷是不是还被我们摹仿，她们已经获得的权力、成绩和报酬，在我们这里是不是还很遥远的事。

尽管张、徐二人用心良苦，但《妇女论》发表后还是受到许多人的攻击。为此，张慰慈根据蔼理斯的观点又写了《论妇女的智力》，并在该文附记中再次作了解释。他说：我翻译《妇女论》，原来是想让太太们看看叔本华骂得痛快不痛快，但是她们却不仅大骂叔本华，而且连我也骂了。他还说：“可惜他们骂我的话都是口头的，并没有写出来给大家看，这倒是一种遗憾。”（《晨报副刊》第一四0三号，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张慰慈的“遗憾”很快就“兑现”了。1926年初，鲁迅在《猛进》周刊发表文章，?沙射影地把张慰慈“骂”了一顿。他说：“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女论》。的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华盖集?碎话》，见《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对于鲁迅的这种说法，张慰慈并没有回应。

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时，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组织“仇俄友俄”大讨论。参加这次讨论的大多是学界名流，前后发表文章数十篇。这次大讨论是“问题与主义”和“科学与玄学”之争?后，中国思想界又一次重要的思想交锋。由于这次讨论是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所以它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苏俄对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总结中国历史的教训，具有重要作用。

在这次讨论中，对阵的主将是左派学者陈启修和自由派学者张奚若。张慰慈只写了两篇文章。在第一篇文章《阿玛那——一个试验共产制度的社会》中，张慰慈介绍了几年前他在美国中部参观的一个共产公社。该公社名叫阿玛那，是意大利后裔办的。张慰慈发现，那里的人不愿意和外界接触，也不愿意让世人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们只晓得过他们孤独的共产生活，他们决不肯像俄国共产党那样去宣传他们的政策和制度。”（《晨报副刊》第一二九八号，民国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由此可见，空想社会主义是当事人“孤独”的选择，而苏维埃社会主义则要通过“宣传”让大家接受，这恐怕就是二者的真正区别。  在第二篇文章《我也来谈谈苏俄》中，张慰慈坦率地表达了对苏俄的看法。他说：苏俄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分为外交和内政两个方面。在外交方面，尽管苏俄外长于民国九年（1920）照会中国政府，表示要退还庚子赔款，取消俄国商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并声明在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愿意提供武力援助。但是这一切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事实上，中国的广东“已经在苏俄的势力之下，差不多可以算是赤化了”；如果北方也被控制，中国就会被它同化。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在意，现在虽然注意了，但大家在讨论“仇俄友俄”的时候，还是表现出重理想不重事实、重外交不重内政等毛病。所以他认为，苏俄的存在不是一个“仇和友”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张慰慈还用大量篇幅谈了苏俄为什么要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及这种政策的实质是什么。现在读这篇文章，处处可以看到作者的真知灼见。对于这次争论，胡适最初是不以为然的。第二年他路过苏联去英国开会，曾多次给张慰慈写信表达自己的意见。可见二人的关系超过了他们共同的好友——徐志摩和张奚若。

除了这两篇文章以外，张慰慈还翻译了开痕司（凯恩斯）的《论苏俄》。这是一篇分三期连载的文章。文章对列宁主义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这对于人们认识苏俄的本质也有很大帮助。此外，张慰慈还在《现代评论》发表过许多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在济南遇难后，张慰慈立刻奔赴现场处理后事。随后，他又护送徐志摩灵柩回乡安葬。这在徐志摩的朋友中，似不多见。

四、弃学从政之后

1928年，胡适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之后，提议杨亮功担任副校长，并聘请张慰慈、叶公超、杨鸿烈、梁实秋、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等人担任教授。（《杨亮功先生年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初版，第149页）1930年，杨亮功担任安徽大学校长，聘请张慰慈为法学院院长（同上，第170页）。

由于受时局的影响，当时北京大学因许多知名教授的离开，早已失去五四时期的风采。这种情况到1931年开始有所转变。这一年，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为了挽救北大，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联合召开“研究特款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北京大学增设“研究教授”，月薪400元，由北大和中基会共同支付。据胡适日记记载，会议决定聘请汪敬熙等15人为研究教授，陶孟和竭力“主张加张慰慈，但慰慈自己愿意本年不受，故梦麟未提出。”（《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

随后，张慰慈离开学界进入铁道部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统治区有一个名叫中华法令编印馆的机构，曾经编过一本《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其中有“张慰慈”的词条。该词条?，张除了在大学执教外，还担任过财政部秘书、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运输课副课长、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长、铁道部参事和南京中国政治学会干事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