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针对当局再度颁布的新闻检查制度，王又进一步指出：“所谓言论自由，所谓新闻自由，在中国原来是极可怜的东西，也是极宝贵的东西。它可怜，因为它太少了；它宝贵，因为它从来未曾真正有过……。新闻检查这东西，是与言论出版自由不两立的，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要出版言论自由，就不能要新闻检查。”他还恳切地说，只要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就可以发现，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自由，远离民主，”就更不必说了。（《王芸生》第66至67页）可悲的是，在那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谁还能听进去这些发自肺腑的药石之言呢？

痛苦的抉择最后的归宿

由于《大公报》与当局的矛盾日益尖锐，更由于战争的局面日趋明朗，王芸生陷入了苦闷的彷徨之中。正在这时，该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杨刚突然回到上海，帮助他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杨刚是中共地下党员，她虽然也王芸生交往不多，却一回来就住进了王公馆，这也说明她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此同时，李纯青也反复做过王的工作，据李说：

1948年仲冬，我好几度登王公馆之辩证，跟他深入谈心，劝他去找共产党，却被他以“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为理由而拒绝。

不久，我又去拜望王芸生，极其郑重地向他提出：“王先生，有人要我正式通知你，邀请你参加新政协会议。”

他惊愕地直视着我，一种绝处逢生的狂喜从心头冲到颜面，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不一会又镇静下来，轻轻地问：“你说，是谁邀请我的？”

“毛泽东主席”。我不犹豫地直说。

他沉默良久，虽然不相信我的话。以后我知道，他另外曾向某民主人士打听，证实吾言不虚。然后王芸生向我表示：“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报。”（《大公报人忆旧》第319页）

于是，王芸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以休假为名，经台湾去了香港，然后又由香港到达北平。在此期间，王芸生最关心的莫过于《大公报》那薄薄的一纸命运了。据李纯青回忆?“1949年2月我离开香港。行前，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到北平力争存名。王芸生到北平后，一度去过天津。他告诉我：‘我们就是把大公报献给国家，献给人民。我想通了，不要大公报这个名称了。我到解放区，是投诚来的’。”（同上，第320页）

然而，王芸生真是想通了吗？只要看一看李纯青下面这段话，就不言而喻了。  上海解放前夕，我从天津到北平遇见王芸生，他精神抖擞，把我拉到一边，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笔耕五十年第535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

诚如“周公”所言，当王芸生兴致勃勃返回上海时，他确实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在这些困难中，如果说让他做出?刻检查，承认《大公报》在每个历史阶段“基本上都站在反动方面”（《大公报新生宣言》，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７日），并要他完全采用一套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表达体系，他还可以勉强接受的活；那么面对来自经营方面的打击，则使他束手无策了。因为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２年，《大公报》的发行量从１６万份急剧下降到６万多份，广告收入减少了６０％，账面亏损达到４０多亿元（旧币），就连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出去了。这与该报多年来蒸蒸日上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于是，王芸生不得不致信毛泽东，请示“帮助”。不久，王应召晋京谒见毛泽东，毛指示上海?大公报》迁往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改为重点报道财经新闻的全国性报纸，于是，王芸生也似乎摆脱了困境。这时，距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正好是整整５０个年头．也就是说。《大公报》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后，又回到了原地。当然，这时候《大公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谓此“大公”非彼“大公”也，实为不刊之论。

与此同时，工芸生也变了。在那些特殊的岁月，他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武器，不断地反省、检讨、自责、自污。并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即便如此，那沉重的历史包袱仍然?达摩克利斯之剑似的，使他如临如履，战战兢兢。例如５０年代初期，梁漱溟在国务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顶撞，毛在盛怒之余，还敲山震虎地指出：当年有人说不要我们另起炉灶……。吓得王芸生赶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胆战心惊地当众承认：“这话是我说的。”（《王芸生》第７２页，）

写到这里，我在为他捏一把汗的同时，又有些庆幸：亏得毛不知道他给傅斯年写的那封信，否则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另据王先生的女儿王之芙回忆，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期间，她亲眼目睹了父亲被点名批判的残场面。尽管后来被毛泽东保了下来，没有划成右派，但是王女士却说：“这场斗争对父亲身心的损害是很大的。他为自己在检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深感内疚，长时间闷闷不乐而得了糖尿病。”从此以后，王芸生就再也没有过问《大公报》的事情。（《大公报人忆旧》第３０１至３０２页）

据说，王先生进入晚年之后，曾经在读马列学毛著方面很下功夫，与别人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他可以顺口指出这问题在哪本书的哪章哪页上有记载，甚至对重要语录能够背诵原文。”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及至病危，他还“几次嘱家人邀请医?中左邻右舍病友开学习会”，家人无奈，“只好邀几位医护人员到他的病榻前听他发言。”（《王芸生》第７９至８０页）

这难道是一幕荒诞不经的讽刺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