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以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力量博得世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一个曾经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而奋斗了几十年的老报人，到了晚年（１９８０年），在“经常处于昏迷状态，而且连说话也上气不接下气”（同上）的情况下，还要召开那种因为徒具形式和言不由衷，早已被人们唾弃的学习会……

１９９７，１１．

附一：王芸生弥留之际

因为在改版后的《黄河》上写了一篇《王芸生的悲剧》，我收到其哲嗣王芝琛先生的来信。信中说：“在您的大作中，有两点小小的失误。王出生于１９０１年，而不是１９０２年……。另一处是最后一段，这也许是您看周雨所著小册子《王芸生》而来的。不错，王在临终前，潜心攻读马列，然而他在‘脑软化’之后，所谓召开学习会，是宣布‘他多年学习马列主义结论的’……”。

拜读这封来信，我才明白周雨写那本小册子的时候，还有许多顾忌，只好用“学习会”等曲笔来表述王先生的觉悟。这样一来，就给我一种错觉，以为三十年的精神炼狱，已经使王芸生完全丧失了自我，以至成了一个唯命是从的工具。孰不知他的所作所为与我的解读正好相反，这是我想说明的第一个问题。

另外，我从玉芝琛先生馈赠的资料中，还看到其妹王芝瑜写的《忆父亲临终前二三事》，也谈到王芸生的一些情况。王女士说，父亲病重后，程思远先生曾经对她说：“王芸生抗日时期在重庆可是个风云人物，……国共上层人物的史实，他知道的最多，最详细，最真实。不让他把这些留下来真可惜呀！看看你们可不可以帮他写回忆录或者是自传呐？”

对于这个建议，王家兄妹是认真的。在病人精神好的时候，王芝瑜把程先生的话告诉父亲，然而王芸生却说：“我的回忆录，我的自传，我看是没必要写了，我那４０年的日记，一天也不差的日记都已经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写了”。

王芝瑜说，她从小就知道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不论多忙、多累，也不论是生病，还是有什么不幸，他都能坚持每天必记。王女士还说，父亲的日记对个人生活琐事往往是一笔带过，而对于“何时何地因何事会见何人，经过如何，谈话内容”怎样，都有翔实的记录。此外，由于“工作关系，从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宋美龄等等当时各政要名人到各种政治大事件，没有不出现在他日记中的，尤其在国共重庆谈判时期，更为精确。”可见这部日记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正因为如此，主人对它特别珍爱。据王芝瑜回忆，她母亲曾叹息地说：“跟上你父亲的这几十年，走南闯北不知扔了多少个‘家’。每次刚把家安顿好，你父亲一声说‘走’就全扔了，没扔的就那几本日记了，越搬越多。最后只好给他一个专用樟木箱放这些日记本了。”然而，就是如此重要的“传家宝”，却在文革中被主人付之—炬。烧日记的时候，王芝瑜也在场。烧着烧着，她“发现未烧着的日记纸上被—滴滴鲜红的血映湿了……”。原来这是王芸生流鼻血的老毛病又犯了。读到这里，我以为这哪里是流鼻血？分明是他的心在流血嘛！难怪王芸老在神志不清的时候还忘不了“我，我那４０年的大事记呢？”王芸生之所以对自己的日记情有独钟，除了个人感情外，还有一个对历史负责的问题。为此，我在回信中说，第一点是我的笔误（如今已经纠正），第二点则澄清了我对王芸生的一个误读。

１９９９．５．４．

附二：王芸生的几个轶闻

今年9月26日，是王芸生先生诞辰100周年。为怀念这位报界前辈，我翻阅周雨先生所写的《王芸生》一书，看到几件耐人寻味的轶闻。

那是1929年夏天，上海新闻界的一个考察团到天津访问，天津同行在大华饭店设宴欢迎，王芸生有幸躬逢其盛。宴会结束后，他走出饭店，在门口听到车夫们议论：“今天到这里来吃饭的都是干报馆的，他们大半都不是好人。”这一年夏天，正好是王芸生辞去天津《商报》总编辑，转而加盟《大公报》的时候，这句话对他刺激很大，并成为不断鞭策他的一种力量。

王芸生1901年9月出生于天津。因家境贫寒，他仅仅读了八年私塾。辍学后开始学徒，因为喜欢读书看报，初次投稿便被采用，为此他辞去工作，企图以稿费谋生。没想到从此屡投不中，他只好又去学徒。大革命时，王芸生先后加入国共两党，并南下上海，与博古合编过几种党内报刊。“四?一二”政变后，面对社会黑暗和政治纷争，他发现虽然厕身于报界，却不是一个独立的敢说真话的报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在《大公报》发表声明，谢绝一切政治活动，专心从事新闻工作。

进入《大公报》以后，该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宗旨，以及“报纸最高目标是能代表国民说话”的理念，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没有几年，他就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系列文章而名声鹊起。1936年5月，他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演讲时，又重提旧事，谈到车夫们的那句话。他说：“我当时听了这话很生气，但一转念，则觉得这未始不是一般社会对于新闻界的一种批评。”为此，他提出新闻记者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第一要以“不矜奇，不立?，老老实实，平平常常”的态度来培养健康的舆论环境；第二，要以做好人的勇气来洗刷新闻界的耻辱，改变老百姓的看法；第三，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用“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做好本职工作。

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听说有一批新闻记者将在日本人的资助下赴日考察，又写下《招魂》一文。文章说，自从那次挨骂之后，他就立志把新闻工作当成一种好人的事业。这样做纵然对国家社会无益，也不至于有害。文章还说，新闻记者很容易受人恭维，被人诱惑，因此新闻记者一定要有坚贞的人格操守，要有为国家为人类兢兢?业的敬业精神。否则，他就不配做无冕之王，而只是一个无魂之鬼。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外交形势吧，他没有使用激烈的言辞。不过仅仅是“招魂”二字，就足以表达他的思想感情。

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再次请王芸生前去讲演。这时候他已担任《大公报》主编，进一步认识到新闻记者最需要仗义执言，敢说真话；最忌讳趋炎附势，阿谀逢迎。他告诫大家：如果你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这幽默风趣?掷地有声的话，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