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他们在失败和失望的深渊中苦苦挣扎的时候，克利夫兰总统下令成立一个参议院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罢工的起因，当事人尤金·戴斯即将以阴谋策划罢工的罪名出庭接受审判。丹诺多次参加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以便为自己的案子收集材料。在科学经济学家、美国劳工局第一任局长卡莱尔的主持下，大约有几百名证人向调查委员会作了证词陈述。普尔曼公司的高级职员作证说“罢工期间，大约有300名罢工工人在普尔曼工厂附近负责保护他们，从5月11日到7月3日没有发生过任何骚乱、破坏事件”；警官们作证说芝加哥根本没有陷入混乱，也不需要联邦军队的支援；报刊记者证实说在打、砸、抢的暴徒中基本上没有发现罢工工人。之后戴斯和其他工会领导说明了工人组织起来与总经理联合会进行斗争和罢工的原因。最后是普尔曼发表讲话，他首先表白说：“我们承认工人是企业成功生产和运作的最重要的因素。”随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吞吞吐吐地透露出在经济萧条的1893年9月到1894年7月的一年间，他通过把工资降到贫困线以下和不降低房租的办法，使公司在那一年获红利280万美元。

公司的投资金额达3600万美元，几年的时间里已按8%~12%的回报率获得了2600万美元的利润。除此之外，那时候在公司的账上还有另外2600万已挣得的、但还没有分下去的现金可用！尽管当年经济萧条，但普尔曼公司仍从工人的工资上获得了将近300万的盈利，只要从中拿出10万元——仅占盈利的1/28来补贴工人的工资，就完全可以避免饥饿、疾病、绝望和工业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刺杀、殴打、枪击等事件的发生。这次冲突，严重损害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极大动摇了人们对美国法律、立法机构和生活方式的信心。

但乔治·普尔曼坚持认为老板不能向工人让步。当委员会质问他，那些为他工作多年帮他建立起了工厂、声望和财富的工人们是否应该得到他的一点照顾——即每一股减少1~2美元的红利——时，他回答说：“我的职责是对公司和股东负责，给工人白白送钱是毫无道理的。”

读到这些报道的公众对这些意想不到的内幕深感震惊，美国的工业家们也对普尔曼的这种表现大为光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