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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诺知道芝加哥人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当凶手看，因此他们迁怒于奥特盖德州长，因为是他撤销了对已服刑7年的菲尔登、舒沃和尼比的指控并赦免了他们。尽管这是一次正义行动，但奥特盖德州长的政治前途和个人生活却由此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正是“秣市广场骚乱”案使丹诺下定决心，要用毕生精力与美国法律关于共谋犯罪以及死刑的条文作斗争。

尽管奥特盖德州长赦免了3名幸存者，但是他不可能为那4个已经被绞死的人争取缓刑，也不可能为那个狱中自尽的人争取缓刑，同时也不能对要求处死他们的嗜血的芝加哥人判刑。芝加哥人觉得，奥特盖德既然已经把芝加哥人变成事实上的凶手了，那就毁灭奥特盖德吧！于是各种诅咒朝奥特盖德迎头泼来，他成为有史以来一个最卑鄙的人，一个纵容姑息犯罪的人，一个破坏文明的人。

丹诺尊敬奥特盖德，对强加在朋友身上的这些罪名深感气愤，于是他同意作为候选人和奥特盖德共同参加1896年的国会议员竞选。奥特盖德打算谋求连任，以便表明自己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思想。丹诺不喜欢从政，以前担任市政顾问时已经让他对从政有了感性的认识，他想做一个局外人，这样他可以选择自己的战场。不过，看到奥特盖德州长经历了“秣市赦免”事件的打击和痛苦以后，凭着不屈的精神和过人的智慧又重新站了起来，他感到十分高兴。

竞选中，“普尔曼罢工”是一个问题。奥特盖德出马竞选就是要从格列佛·克利夫兰手中夺取民主党的领导权，而克利夫兰正是1894年派遣联邦军队进入芝加哥镇压罢工的罪魁祸首。丹诺出来竞选主要是为了抨击“依靠禁令实行强权统治的政治”。

民主党施政纲领的一项条文这样写道：“我们特别反对依靠禁令实行强权统治的政治。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极其危险的对民众的压迫。联邦法官可以靠禁令凌驾于法律和公民的权利之上，从而把立法者、法官和执行者的权利集于一身。”然而，竞选中辩论的焦点却是“自由银币”和“自由金币”的政策。美国当时正遭受着一次周期性的经济不景气，由于中西部农民借了东部金融机构大笔的债务，因而他们以宗教般的虔诚笃信：如果银币再度成为法定货币，金价会下跌，会有更多的钱进入流通，金融业就会再次出现繁荣景象，因此他们就能还清债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