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诺注意到，潘恩的工厂和威斯康辛州监狱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工人不能睡在工厂的车间里。潘恩的1600名工人住在欧什克什铁路旁的一大片窝棚和出租屋构成的贫民窟里，为了一家几口人的吃饭、穿衣、住房、教育和健康，父亲们拼命干活，得到的却是劳累、痛苦和贫困。尽管时世艰难，经济萧条，财政亏损，但这种早期“工业革命”的悲惨状况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潘恩自己也承认，他工厂的利润是丰厚而稳定的。面对这些铁的事实，丹诺不禁自问：

“谁是罪犯呢？”

难道罪犯是那些闯进食品店的饿汉吗？是那些受枪手故事的煽动而失去理智的年轻的亡命徒吗？是由于妒忌而杀人的情人吗？像潘恩这样奸诈的商人，他们每天从大约6000人口中夺走面包，每天对威斯康辛州犯下欺骗罪，难道他们不是真正的罪犯吗？一个持枪抢劫银行、杀害警卫的罪犯，他造成的危害是可以衡量的。但是，谁能找到一把尺子去衡量那些为潘恩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的工人们，所遭受的痛苦、磨难、疾病、贫困、无休止的劳作给脆弱的肉体和心灵所带来的绝望呢？

“在所有的社会制度中，都必须有一个阶层从事卑贱的工作，从事劳役的工作，”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哈蒙德在1857年这样说道，“这个阶层不需要太高的智力水平，只需要一点技术就可以了，重要的是他们要体魄健壮、温顺、忠实。你必须有这样的一个阶层，它是构成社会和政治统治的根基。没有这一阶层，就不会有引导进步、文明和优雅的另一个阶层，我们的一切就如同空中楼阁。”

在他们看来，美国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对“人类机器（指劳工）”的绝对统治上，国家的伟大是和工人及其家庭的智力和独立精神成反比的。因此，乔治·潘恩可以心安理得地雇用10岁的童工，阻碍他们身体的发育，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让他们永远过着辛苦而无知愚昧的卑微生活，并且使他们安于现状，因为美国的未来，依赖于培养出一种温顺、忠实的劳工阶层，使他们生产出窗框和门，创造出数百万的利润，进而让另一个阶层创造出“进步、文明和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