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我连个申辩的机会也没有吗？你们不能在没有逮捕证和引渡文件的情况下就拘捕我，把我引渡到另一个州去。’

“‘看来他们正是要这样做。’他承认。

“早上大约5点钟，我和摩耶、培提波恩一起被带到一个办公室，那里有很多陌生人。之后，我们各自在两个卫兵的看守下分乘马车，沿着寂静的街道往前走。一列火车已经准备好，正等候在那里。火车以惊人的速度往前开，沿途根本不停靠，只在小车站加煤加水。火车到达博伊西后，我们又被分别安置在车子里。车子开到监狱门口，上面挂着一个牌子，写着‘入场费25分’，但没有人向我们要钱。然后，他们就把我们和死牢中的死刑犯关在了一起。”

当报纸报道了摩耶、赫伍德和培提波恩被带到爱达荷的经过之后，负责审理这三个人的法庭书记员，对博伊西的一位大律师惊呼说：“那完全是强制逮捕的。”

“只要我们逮到了他们，”律师笑着说，“用哪种方法又有什么关系呢？”

丹诺却不这样看，他认为一旦开创这样的先例，一个党派就可以和当时掌握国家司法机器的政府官员合谋，在一种狂热的情绪下随意绑架任何一个他们想判罪的人。当这些非法程序最终殃及那位笑眯眯地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的律师时，他一定会在关押他的牢房里为自己的权利大声呼吁。一旦国家的司法机制被完全抛弃之后，这种情况是肯定会发生的。

三位被告就这次非法的绑架行为，向爱达荷最高法院的詹姆斯·F. 艾尔西法官提出起诉，因为丹诺要为赫伍德和培提波恩辩护，因此艾尔西法官称丹诺为“人民公敌”。对此，艾尔西法官在法庭外面说：“不错，爱达荷是绑架了这些人，可能因此也触犯了法律。但是，科罗拉多州却有足够的理由逮捕爱达荷州非法工会的领导，然后判他们的罪。”这里，这位法官闹了一个笑话：“科罗拉多州是这次绑架的从犯，根本无权提起公诉。”最后，在艾尔西法官的最高法院的裁决中，摩耶、赫伍德和培提波恩被剥夺了返回科罗拉多州的权利，他们必须就欧查德的指控接受公开审判。艾尔西法官的裁决书是这样写的：“为抓捕人犯来接受法院的审判而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方法，并不能构成使人犯免于出庭受审的合法或正当的理由。逮捕他时所用的错误的方法并不会因此取消对人犯所犯罪行的指控。”